“未来，要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金融开放程度，提高金融服务贸易水平。”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吴大器教授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虽然上海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中名列前茅，但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经过多年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集聚了股票、债券、期货、货币、票据、外汇、黄金、保险等各类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备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

2021年的上海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实现重大目标。“四个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经济实力保持全球城市前列，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基本框架。

四个中心“基本建成”之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该向何方继续前行、在何处继续使力，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国际金融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吴大器教授。

吴大器已连续十二年担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蓝皮书》主编，蓝皮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

吴大器表示，要按照总书记一系列讲话精神，进一步做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回顾和展望，深入研究新发展阶段上海金融的发力重点，加强国际比较，注重阶段设计，注重市场推进，注重问题导向，注重政策研究，注重长三角一体化，着力对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离岸金融推进等开展问卷调研和数据分析，用好统计方法，体现量化实证。努力为上海金融的发展，提供真知灼见，奉献智慧。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全球金融资源配置是规模能级、整体实力、国际地位、辐射能力等方面的综合体现。从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功能来看，经济体量庞大、产业部门齐全是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功能不断强化的基础动力。”吴大器指出。

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是国家赋予上海的历史使命。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上海更需加快建设成全球金融中心，更需要全球化的资本要素流动和配置平台。作为中国金融国际化的“桥头堡”，上海金融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上海在全球金融网络体系及全球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位置。

根据英国独立智库Z/Yen集团发布的第2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上海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上升至第三名，金融监管、金融科技、投资管理等细分领域排名居世界前列。

不过，吴大器强调，虽然上海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中名列前茅，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取得明显进步，但仍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首先，金融对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仍较低。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中央多次提出金融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金融自由化程度将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金融开放程度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对标国际成熟市场，上海的金融市场功能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提高市场定价权和话语权仍要下大功夫，整体对外开放程度亦显不足。

此外，金融服务贸易水平仍较低。金融服务发展应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竞争力，也可以促进产业转型。但目前上海金融服务贸易和上海金融产业发展水平的匹配度亟待优化。

注重会计生态系统建设

顶级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同样是国际会计准则中心。我国会计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体现为制定和完善会计准则，政府会计得到大力发展。但是，在国际会计领域，我国并不具有很强的话语权。

吴大器认为，英国伦敦、美国纽约等均是国际会计准则中心，要正视国际金融与会计的发展规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优化系列目标。

“上海要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会计生态系统。界定系统的经济主体，由各类金融市场、金融服务中介机构、金融市场监管机构和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组成。确定系统的内部环境，由经济主体间的会计信息沟通、经济主体之间在会计领域的合作为主形成。这可以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延伸的重要基础组成部分。”吴大器说。

“联动共生”带动自贸区发展

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开放方面，上海自贸区具有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经验，成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市场体系日益完善。

作为“一带一路”与自贸区建设的重要支撑，上海金融机构致力于推进自贸区金融创新，为“一带一路”融通商机，“一带一路”和自贸区也为上海金融业开放与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2019年以来，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取得了积极进展。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正式设立，同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投资环境进一步优化，市场准入管理新体制不断完善。

为进一步促进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吴大器在蓝皮书中介绍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和浦东综合配套改革中金融事项的“联动共生”应用模型。

据悉，“联动共生”应用模型建设要抓牢机理探索，重视机理研究。要努力在“联动共生，旋进开放”的三合一推进机理上实现诠释突破。设想中的运行机理是：以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事项为契机，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浦东综合配套改革中金融专项的“联动共生”，顺应金融发展潮流，坚持制度创新的核心引领，试验三者联动的功能沿伸，推进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产业拓展，形成风险可控的监管评价体系，实现三合一进程的“由点及面、点面结合、相互渗透、互为依存”。

通过循环交替和系统平衡达到“开放、旋进”的理想目标，研究提出的“旋进”机理是基于三合一推进进程中可以出现的规律性现象，即体系的三部分内容在整体推进系统运行中互相依存影响渗透，进行螺旋循环试验，循序渐进的持续接近并达到预定的目标。“旋进”是推进的核心，也是“和合”的理想境界。

加强金融科技监管

科技赋能、数字化转型是全球金融业发展最受关注的一大趋势，上海在金融科技方面处于全球前列。科技赋能金融创新，金融支撑科技应用，金融与科技的跨界融合进一步深化，催生了“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随着金融与科技之间的双向赋能进一步加速，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将更加紧密，应用场景将更加丰富。

金融科技监管也是金融科技中的重要一环。十几年来，上海金融始终把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作为基础责任，把金融反腐倡廉作为重要责任。

2020年初，上海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全力推进金融科技监管创新试点。进一步完善长三角监管协同，推动长三角地区金融科技监管信息共享。全方位营造一流金融科技发展环境。推进跨部门数据共享，依法有序丰富金融科技数据资源。营造公平竞争、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为新兴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要为新兴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构建上海‘制度加科技’金融源头防腐体系尤为重要。金融领域预防腐败，需要市场、制度和技术基础同时发力。”吴大器表示，“在市场建设上，要加快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金融运行透明度，完善金融机构的内控制度，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按国际金融惯例规范经营发展。在制度安排上，要推进权力与市场的制度隔离，设计减少腐败预期成本的制度体系。在预防金融腐败的技术应用上，要加快制度与技术的融合，走好预防金融腐败的技术创新路径。”

当然，上海“制度加科技”金融源头防腐体系建设永远在路上，吴大器认为，未来还需在四方面持续加强。

一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构建均衡、优化富有活力的金融生态环境；二是完善“制度加科技”金融源头防腐体系的基础理论构建，以理论指导推动实践创新；三是做好“加法”，克服制度与科技分离建设、各自为政的现状，实现“制度加科技”形成合力，将反腐倡廉建设和具体金融业务的“两张皮”做成“连体衣”；四是从“制度加科技”出发培养复合型的金融反腐人才队伍，健全金融人事制度，塑造“责任、审慎、合规、创新”的金融文化，开创上海“制度加科技”金融源头防腐体系的新局面。

 

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