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十四五”规划纲要全文正式发布。其中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面对扑面而来的数字化转型浪潮，上海如何继续保持优势，成为先行先试的排头兵呢？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交通大学陈宏民教授认为，无论从顶层设计的理念，还是从经典场景的高度，上海在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必须注重“三横三纵”。以下是他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市政府参事  陈宏民

今年年初，《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简称《意见》）正式对外发布，明确提出城市数字化转型要坚持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意见》还提出一个振奋人心的目标：到2035年，上海要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事实上，最近几年来，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呼声。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重大战略。面对扑面而来的数字化转型浪潮，上海如何继续保持优势，成为先行先试的排头兵呢？在我看来，上海在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中，无论从顶层设计的理念，还是从经典场景的高度，都必须要注重“三横三纵”。今天的演讲，我就此和大家作一些交流。

数字化的“横向三领域”：全方位覆盖

什么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数字化升级来推进城市经济社会的整体转型和升级。这个转型不是局部的，不局限于一隅，而是要实现全方位覆盖。《意见》强调，推动“经济、生活、治理”三大领域全面数字化转型。我认为，全方位覆盖就是要覆盖这“横向三领域”，这与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也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这三大领域对应着一座城市的三大行为主体：市民、企业和政府。城市数字化转型当然要让这三类主体都有获得感：市民需要生活数字化，企业需要经济数字化，而政府则需要治理数字化。把这三大领域做好了，市民、企业和政府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能级上得到明显提升，城市的整体能级就能得到提升。下面，我分别从这三个领域来谈谈其数字化内涵：

经济数字化，是把各类经济活动进行数字化覆盖。从创意到研发，从制造到销售，通过数字化连接，实现快捷、柔性、可追溯；通过数字化替代，实现安全、新颖、低成本。这些年，数字化在我国许多产业，尤其是消费服务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零售、餐饮、医疗、教育、金融、传媒，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即便在这些领域里，产业数字化依然有很大发展空间，许多领域的核心业务距离数字化服务还有相当距离，基于数字化的数据挖掘和利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数据孤岛和信息安全仍是一对矛盾。更重要的是，在工业制造领域，数字化应用还是刚刚起步，工业互联网无论是跨行业赋能还是同行业连接，都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生活数字化，是为市民的城市生活打造更加便利安全的数字化服务体系。虽然消费互联网发展迅猛，可是从用户视角看，依然存在许多亟待完善的问题。零售餐饮的质量和食品安全，需要用数字化去提升追溯能力；养老领域面临的日益增加的需求压力，需要用数字化设备让老年人群更加适应；医疗教育领域的核心业务在线化，需要用数字化去营造新场景；而快速兴起的互联网医院，更为医疗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开辟了巨大的空间。

治理数字化，目的是为了提高现代化城市的治理效能。像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这是当前最为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上海的“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即我们俗称的“两张网”建设，开启了数字化治理的征程。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两网融合，运用数字化在服务和管理上持续发力。

数字化的“纵向三效应”：整体化提升

数字化转型，除了必须覆盖上述横向三大领域之外，还应该有纵向的视角考察，即要实现“纵向三效应”：价值效应、示范效应和平台效应。只有持续提升“纵向三效应”，才能使上海的城市数字化转型达到应有的高度，真正成为“国际数字之都”。

先来谈谈价值效应。这其实涉及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应该是价值驱动的。通过数字化转型，上海的各个产业，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在效率上要得到提高，在能级上要得到提升，整个经济的财富创造能力和价值实现能力要获得根本性的改善，并为未来的持续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在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的治理能力等方面，同样要强调用创造和转移价值的能力来衡量数字化转型的效果。

现在有人讨论，数字经济的核心究竟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其实这个讨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从某种程度讲，“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两翼，反映的是供给和需求这两个侧面。“数字产业化”是对基于数字化的技术和设备实现规模化的量产，而“产业数字化”则是经济社会对数字技术、数字设备和基于数字的商业模式提出的巨大需求，两者不可偏废。诚然，这些年我国基于互联网的数字经济发展迅猛，场景丰富，许多产业尤其是消费服务领域在数字化转型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相对而言，在数字技术和数字装备的基础技术等方面没有及时跟进，补短板迫在眉睫。然而从整体上看，我国产业数字化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只有基于数字化的供需两旺，数字经济和数字化社会才能持续发展；同时也只有“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翼齐飞，政府、企业和社会才能协调发展，相互助力。

第二个是示范效应。数字化转型是前所未有的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无论在企业层面，还是在社区层面，无论是经济数字化还是治理数字化，都涉及新技术、新装备和新模式之间的有机整合，都关系到原有利益结构的打破，都面临着政策对于传统业态和新型业态的合理调节，所有的利益群体都在进行试错性的探索。所以大量工作，尤其是前期工作有着很强的示范效应。这种示范对于上海如何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要及时总结经验，为更多后来者提供信息，减少走弯路的成本。政府不仅要做好顶层设计，提供财力上的支持，更要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及时披露信息。

示范效应不仅是对内的，更重要还是对外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是全国的大趋势，不同城市都会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推进转型。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综合实力最强、人才资源最丰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不仅要对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还要能起到重要的示范和样板作用，通过各种探索给兄弟省市和地区创造好的经验。

总之，上海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推进工作要体现示范效应，要为“经济数字化”建立上海模式，为“生活数字化”形成上海风格，为“治理数字化”制订上海标准。这也是上海继续当好排头兵、先行者的应有之义。

第三个是平台效应。上海以及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其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示范，更重要的应该是赋能。如果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全面推进中，上海在一些重要产业和重要功能方面，依托数字化技术和新型商业模式，形成一系列产业平台和功能性平台，通过有效连接，精准匹配，帮助各地进行各类资源对接，为它们的发展转型赋能，那么，这将是在更高层面上做出的贡献，反过来对上海发展也是一种赋能。

更为重要的是，上海的目标是要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因此不仅要实现数字经济全国领先，数字化设施世界一流，更重要的是提升数字化辐射能力，在数字经济的新高度上成为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极。这就要发挥平台效应，不仅在城市竞争中占据优势，更需要在区域合作中有赋能作用。这是中央对于上海未来的期望，也是上海在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中需要努力的方向。

平台效应与示范效应不同。示范效应是指我做得好，你们可以向我学习，从而提升你们的水平；而平台效应是借力打力，通过各类数字化平台，聚集周围更多城市和企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发挥网络效应，为更多的伙伴赋能。

以数字化医疗为例。我们用数字化技术改善医疗服务，在检验、诊疗、康复等各个环节的技术和场景都得到提升，治疗水平提高，患者获益，这是价值效应。我们基于数字化技术，建立一批互联网医院，医保、支付实行在线闭环，实体医院积极探索线上线下一体化，这是示范效应。而如果我们能够搭建互联网医院的公共服务平台，不仅是上海的互联网医院，甚至把全国的互联网医院统一纳入，建立统一入口和统一界面，规范管理，保障数据安全，这就是平台效应。当然，这里的平台建设主要是市场行为，能够吸纳全国的互联网医院凭借的是良好的服务。

平台效应是比示范效应更有价值、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效应。偌大中国，各地资源环境人文情况各有不同，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常常遇到不少样板虽好，却难以效仿的例子，从而失去了示范的意义。况且，示范效应越强，意味着趋同性越强；各地以同一种模式运行，难免不形成竞争态势。

平台效应则不同。通过搭建平台，与以往的竞争对手拉开差距，发挥整合能力，使得竞争成为合作。对方不必向你学习，只是享受你对他的赋能。而实际上你对周围合作伙伴的赋能，恰恰来自它们各自的优势；每个伙伴既是你为之赋能的客户，又是你为其他客户赋能所需的资源。你要做的只是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提升资源整合能力。所以，平台效应是发展空间更大的一种效应。

价值效应、示范效应、平台效应，是三个不同的层级，也是上海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时应该关注的方向。这三个层级是纵向的，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难，但也一层比一层更为重要，影响更为广泛和长远。

提升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平台效应的意义

接下来，我想重点再谈谈平台效应。在当前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下，上海在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大力提升平台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发挥数字化建设的平台效应有利于主动服务新发展格局，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制定的大战略，是在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理念相辅相成的创新思路。目前，各地都在“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指引下积极转变理念，调整格局，以适应新的发展模式。

但是，我也注意到一种新的令人担忧的现象，各地在打造全产业链时有“封闭式内循环”的倾向，这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国内大循环必须是全国一盘棋，构建的是开放型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地方行政力量对经济发展的过度干预，尤其是画地为牢的苗头必须及时遏制。而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信息交流与远程合作，对于加快构造国内统一大市场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上海如果能借力这次数字化转型，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打造产业平台，将会有力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比如，在生物医药行业方面，上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几乎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创新力量。但是受地域和环境所限，上海不可能打造全产业链。如果我们积极打造平台，把各类与生物医药有关的资源整合起来，赋能各地，首先将大大促进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其次或许反而与各地的竞争会弱化，因为我们是提供服务，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只有重视和发挥数字化转型的示范效应和平台效应，上海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才能真正称得上“主动服务新发展格局”。

第二，发挥数字化建设的平台效应有利于上海与全国其他地区错位竞争，保持优势。

发展数字经济是“英雄所见略同”，如今，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成为许多地方不约而同选择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资源有限，在这新一轮发展中，各地的竞争态势显然远远超过合作意愿。上海在这中间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也面临重重挑战。如果能够凭借这轮数字化转型，提升自身的平台效应，则不仅可以与周边地区和其他城市区域错位竞争，更能发展为互补关系，彼此赋能，共同发展。

第三，发挥数字化建设的平台效应有利于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效应。

区域协同发展，既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也是最大的难点之一。长三角地区是我国行政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依存度最高的地区。但与此同时，在长三角地区，城市之间差异化程度不大，趋同化倾向始终存在，所以竞争会比较激烈。按照以往的思路，最好是高能级城市发展高端产业，低能级城市发展低端业务。但是现实情况是，低能级城市并不甘心低就，而高端产业的门槛也并不高，所以分工协作往往流于形式。如果我们重视平台思维，积极搭建和发展产业化功能化平台，就会使得城市之间的差异化加大，同时平台一旦建成，门槛就不容易跨越，这样就会减少同质化竞争，形成良性互补。

上海如何打造平台

既然平台效应如此重要，那么上海如何打造平台呢？其实，在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上海一直具有强烈的营造和发展平台的意愿。无论是建设“五个中心”，还是强化“四大功能”，以及最近提出要打造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实际上都有着浓厚的平台色彩。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上海联合苏浙皖三省，积极推进协同发展。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打造，到最近推出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建设，无一不是为了打造能够产生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的综合型平台，集创造价值、打造样板和营造平台于一体。

在打造平台的过程中，上海要重点关注以下三方面：

一是平台要有平台的优势。平台就是整合资源，在这方面，上海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尤其随着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两大功能，上海在研发和高端制造方面还会继续积累优势，作为拓展各类平台的力量。

二是平台要有平台的思维。平台的作用在于赋能，特点在于共生。比如一些面向企业的信息平台，其赋能体现在价值共创，其中又可以分解为几个维度，如共同制订计划、共同解决问题和灵活做出调整等。平台掌握的信息资源是重要的战略性资产，平台可以通过大数据服务技术，向企业提供相关的信息服务。此外，平台可以运用信息来策划与用户的共同行动，以契约方式形成深度融合，进而带动周边实现更加宏大的目标。

三是平台要有平台的追求。要形成平台效应，就必须与其他被赋能的城市、地区形成差异，追求不一样的目标。互联网平台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一般企业追求销售额和利润，而平台型企业则追求用户规模，追求流量，追求GMV（成交总额），而所有这些指标都代表着吸引更多的用户上平台，代表着能让它的合作伙伴获得更多利益，代表着形成了更大的商业生态圈，而不是自身有多大利润和收益。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的理念。把数字化转型作为整个城市的一个主攻方向，需要有新的思路和实践路径，而在上述“三横三纵”上发力，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切入口。

选自《上海参事》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