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

回望过去，筚路蓝缕。1984年，随着《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得以付诸实践，但还需以法律形式确定。次年7月1日，依据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

彼时，复旦大学法学院原院长、著名法学家李昌道刚刚从美国进修回国，经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的推荐被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高级研究员，参与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工作。

2021年11月19日，李昌道在加拿大温哥华综合医院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0岁。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大学生和研究生，他的一生与祖国发展历程交织在一起。在港期间，李昌道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普及香港基本法的精神理念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复旦大学法学院原副院长董茂云与李昌道共事长达24年。在他眼里，李昌道“是一位和蔼可亲、提携青年的资深学者，是一位十分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者，是一位德艺双馨的法学家，是我国当代一位真正的学术大师”。

2004年，在自传《长日留痕》自序中，72岁的李昌道评价自己的一生“有曲折、有顺当；有低迷、有高潮；有凄凉、有欢乐”。这句话映照了他的研究、实践之路。我国关于外国法制史的学术研究随着时代的跌宕曲折起伏，他便迎着时代迈步，在法制史、宪政研究领域耕耘；改革开放后，李昌道积极投身社会司法实践，作为新华社香港分社高级研究员参与香港基本法的研究与制定，出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推进司法改革。

李昌道的另一面，是个平易近人的老师。近四十年前，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建攻读法律史研究生时，经常和李昌道一起骑自行车回家，走过大柏树以及两侧还是农田的东体育会路，一路闲谈。

1993届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严嘉撰文回忆自己在课堂上第一次见到老师的情形。当时李昌道刚从香港回到复旦不久，却穿着一件大红T恤和大裤衩，“是今天很难想象的大学教授装束。”

黝黑的皮肤、健硕而富态的身材使得李昌道除了临终前几年显出少许老态外，几十年几乎容颜未改。研究、育人，抑或在香港回归之际制定法律保障都是如此，在不同法律制度之间，在香港与内地之间，李昌道如一座桥，长日如一。

时代变动下的宪政研究者

李昌道1931年6月生于上海，1950年中学毕业到燕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外交组读书，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又调至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继续学业。1953年，他本科毕业，由于国家政法干部紧缺，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法律史专业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在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前身）法制史教研室任教的李昌道，随单位被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李昌道生前在访谈中回忆，1959年，由于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司法部被撤销，他也无法继续法制史研究，只能侧面从事一些社会调查工作，写与法制史无关的小册子，并不时在报刊上发表“豆腐干”（形容报刊中版面大小和豆腐块相等）短文。

1964年，他再次回到华东政法学院，在之后十多年里，他曾被送到牛棚进行改造，而当时法制建设也遇到难题。“这对于学习和研究宪政的李老师是何等的讽刺与恐怖。但这并没有让他吓破胆，对原先的研究课题噤若寒蝉。相反，宪法研究伴随了他一生。”严嘉评价。

改革开放后，外国法制史以及我国法学研究脱离“不稳定”的局面，迎来真正的“开始”，李昌道也由于整个情势的发展而得到自身的发展。

1978年，李昌道被平反，随后留在复旦任教。六年后，五十三岁的李昌道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进修，系统学习美国宪法，后发表了《中美宪法比较》等十多篇论文，出版《美国宪法史稿》等专著。

《美国宪法史稿》封面

今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张乃根介绍，“外国法制史有两种讲法，一种是偏欧陆，一种是偏英美；李昌道先生英文底子好，研究上偏重英美，第一部成文宪法诞生于美国，所以讲宪法时美国是重点。”

《美国宪法史稿》是我国第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总结和研究美国宪法的专门著作，于20世纪90年代初获得上海市社科优秀著作二等奖。曾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表示，“美国宪法研究方面，李老师是新中国排在第一位的，现在我们研究美国宪法还要看李老师的专著。”

香港基本法的修订旨在从法律制度上确立香港回归的合法性和保障“一国两制”的顺利运行，需要立足于对不同社会制度的深刻考量。一路跟随时代脚步不断转换视角，从变迁的时局走向“稳定”，李昌道打开研究的视角，形成了开阔的法学研习眼光，多年以来对中外法制的研究也使得他在面对香港问题时兼顾不同视角，实事求是。

学生季诺在其回忆文章中写道：“他（李昌道）强调习法者应古今兼通，同时也特别关注法律制度的变迁及其背后的原因，认为不同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是该国历史和文化因素以及当地传统的反映。”

治学以经世致用

1994年12月19日，天安门广场东侧矗立起一座大型电子倒计时牌。几乎与此同步，当时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昌道也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置一个倒计时卡以随时提醒自己香港的归期。倒计时卡翻页，时间一天天流逝，距离香港回归，也越来越近了。

十年前，随着《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得以付诸实践，而这一方针的贯彻需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1985年7月1日，依据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香港基本法。

去美国进修回国之后，1987年，李昌道经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的推荐被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高级研究员，参与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工作和香港法制研究。临行前，他专门与当时参与编写《香港法简论》的学者徐静琳联系，探讨香港问题及其法治的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英版本

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并公布，李昌道也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回到复旦，但仍然与香港保持密切联系。香港基本法的理念和精神亟需向广大民众普及。7个月后，其所著《基本法透视》发行，成为香港最先出版的推广香港基本法的专著，之后，又陆续出版关于香港法律研究著作达9本，论文近30来篇，向全国政协提交建议案3份。

“不将治学局限在对学术的钻研层面，而更注重学术如何为国家、为社会所用，学者如何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季诺对老师的赞誉恰如其分。

参与拟定香港基本法之后，李昌道继续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91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决定任命李昌道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一身笔挺的深色西装，戴一副眼镜，言语举止间流露着学者的风度——李昌道在宣布就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仪式上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市级司法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在沪他是首例。”《团结报》记者黄威娜如此写道。

在任期间，李昌道为司法改革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比如，当时我国法庭中“纠问式”审判和法官干预调查等传统模式已经不符合我国司法制度的需要，李昌道毫不保留地对西方审判方式做了详尽介绍，并在改革方案中提出建议。经此改革，法院开庭可以公开和旁听，侦查和审判分离，且庭审方式与当代律师制度配合，同时也促进了律师行业的发展。

建设学科，任教育人

1990年，香港基本法公布后，59岁的李昌道自新华社香港分社回到复旦，出任法律学系主任，为稳定教师队伍、维护各项正常教学和培养工作做出重要贡献。

严嘉记得，刚回到复旦不久，李昌道便就大家非常关切的香港基本法问题在3108教室开讲座，“故事生动，座无虚席”。李昌道的讲述逻辑清晰、趣味盎然，而不同于工作时大盖帽、红肩章的军装式法官服的装扮或是西装革履的形象，日常课堂上的他还会穿大红T恤和裤衩，“是今天很难想象的大学教授装束”。

李昌道在学生的回忆里一直是个平易近人的老师。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建1982年进入复旦法律系攻读法律史研究生，在旁听本科生的外国法制史课程时与李昌道相识。当时李昌道住在祥德路的一栋筒子楼的底层，课后，郭建经常和李昌道一起骑自行车回家，走过大柏树以及两侧还是农田的东体育会路，一路闲谈，直到祥德路口分手。

若到李昌道家中请教问题，则需要走进楼里，穿过一个昏暗的走道，并且随时提防两边住户的小煤球炉子。郭建还记得，在夏天，李昌道家的房间很闷热，“他（李昌道）又怕热，上下各开一个电风扇吹着，挥汗奋笔疾书。”

1986年，学生李志强则于高考后的某个仲夏日在虹口区吉祥路的筒子楼宿舍遇见李昌道。李志强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刚从美国讲学回沪的李昌道看上去“精神矍铄”，认真看了李志强的高考成绩单后，一句“搞法律是很有劲的”让李志强选择修读法学专业并开始之后的从业道路。“李先生不仅是我之后法学硕士的导师，更是我人生的引路人。大学时代我每年都去拜访李先生，每次他都耐心倾听我这个毛头小伙的各种唠叨感受和感悟。”1990年，李志强毕业后从事专职律师工作，李昌道仍然经常点拨他如何在实践中加强理论研究和提炼升华，“年复一年，如沐春风。”

2000年，复旦大学单一法学院成立，全国法学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在复旦大学许多院系中，法学一级学科是唯一尚未被授权博士学位的。此时，已近古稀之年的李昌道教授再次临危受命出任法学院院长并下军令状“三年获得博士点”，那年他69岁。

为了更好取得学界理解和支持，在李昌道的主持下，复旦法学院连续承办了多次国际法学科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不负三年努力，2003年3月，国际法学科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博士学位点，实现了复旦法学博士培养“零”的突破。

2008年，李昌道从复旦大学退休，时年77岁。退休之后，他希望以设奖学金的方式鼓励学生深入研究宪法。2018年，秉承李昌道志愿，他的学生发起、设立了复旦大学“李昌道学术基金”，下设复旦大学法学院本科生“李昌道宪法学奖学金”，是我国首个面向本科生设立的宪法学奖学金。

2019年，由于妻子身体欠佳，李昌道独自一人从加拿大返沪。那一年，也是严嘉最后一次见到李昌道。在复旦第十宿舍，李昌道向严嘉表示，要将自己几十年研究、教学的笔记、资料整理出来，交给学院资料室。“他做得依然踏实仔细，但说了一句：其实这些也没什么研究价值。”听到这话，严嘉心头一酸。

两年后的11月19日，李昌道在加拿大病逝。在距离复旦第十宿舍不足十公里的复旦大学江湾校区，梧桐叶散落在发黄的草地上，“沉痛悼念李昌道教授”字样的横幅在B教学楼前悬挂着，白色千纸鹤、白色纸花随风飘动，许多法学学子匆匆经过、驻足。

2022年7月，距离复旦一千五百多公里的维多利亚港在李昌道曾参与制定的香港基本法保障下已灯火辉煌二十五载，并将继续见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繁荣。

来源：复旦大学青年刊物《复旦青年》

  

作者简介

范潇行、赵西琪、陈扬，均为复旦大学青年刊物《复旦青年》记者。

 

选自《上海参事》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