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参事赵国通的家国情怀

发布时间:2019/10/21 03:14:00  

  上海人都知道“人民大厦”,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所在地。但“人民大厦”名称的由来,了解的人也许并不多。那是人大代表提议的成果。而该议案的领衔者就是时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经委副总工程师的赵国通。赵国通是赵祖康的长子,与父亲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像极了。不过,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尽管身为名人之后,却一生都把自己视为普通劳动者。他数十年如一日深入社会底层的“通风”行动与“环保”情结,更是体现了浓浓的家国情怀。

  “不管上哪所大学,读什么专业,才者自异”

  赵祖康(1900-1995),上海松江人,著名公路工程与市政工程专家,抗战时期任全国公路局处长、副总局长。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夫人张家惠(1905-1997)。夫妇俩共育有二子四女(第三个女儿因病不幸夭折)。赵家老祖宗在家训里告诫后代一要勤俭,二要和睦,三要受教,四要扶持,五要积蓄。所以赵家家风端正,家教严格。因为赵祖康工作繁忙,五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和品德规范主要由夫人张家惠负责。赵国通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母亲带他去国泰电影院看电影。散场时,突然发现地上有一支闪闪发亮的“金星牌”钢笔。那年月能拥有一支金星钢笔,如同现在手上捧着苹果手机一样炫耀,羡慕得小国通盯着钢笔不眨眼。而母亲就站在旁边一声不吭,看大儿子打算如何处理。小国通想起父母亲平时一贯的教育,就抬头问母亲:“妈妈,怎么交还丢笔的人啊?”这时母亲才指点他去电影院办公室,交给工作人员。母亲回家后大大表扬了赵国通的拾金不昧。

  赵祖康夫妇从不打孩子,总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无论工作多忙,回到家里,父亲向孩子们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侬作业做好了?”赵国通四五岁时,父亲就教他学写毛笔字。抗战期间市面上描红簿匮乏,赵祖康就亲自书写王之涣《登鹳雀楼》和李白《静夜思》,让他用白纸覆盖照着描写,并严格要求悬肘。因此读小学时,班里同学就赵国通一个人会悬肘书写。赵祖康崇尚儒家思想,自己爱读书,也经常买书给孩子们阅读。赵国通还在上小学时,赵祖康便为子女买过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生文库》,其中有文学名著、科普名著、童话等。赵国通就是从这套丛书里接触了《格林童话》之类的优秀读物。

  赵祖康不在乎孩子们的考试分数,而是循循善诱,重视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培养兴趣和爱好。所以赵国通从小在父亲的引导下,就喜欢拆闹钟、绕漆包线、装矿石收音机、做小电动机和小飞机模型等手工劳动。他幼小时候跟着爸妈在大后方重庆度过,为躲避日军飞机的“疲劳式”连续轰炸,常常呆在防空洞里好长时间不能出来,相当难受。于是赵国通从那时起就立下长大后要为国家造飞机、把小鬼子的飞机狠狠揍下来的志愿。赵祖康对此大力支持,还特意给他购买了老虎钳、锯子、榔头、扳手、锉刀等劳作工具,又去书店买来《飞行的科学》等指导科学小实验的科普读物。

  有一次,赵国通花了1块压岁钱在旧货滩上淘了一只旧电表,拿回家一试才知道是个气压表,上当受骗了。赵国通很内疚,急忙向父母“请罪”,要知道那年月1斤大米才几分钱,所以1块人民币是很值钱的。但父母连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相反是极力安慰。有了父母亲的撑腰,赵国通的动手能力越来越强,他制作的飞机模型也越来越好,在学校里小有名气,还参加了1950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人民广场的表演,被记者当场拍下的照片刊登在《华东画报》封面上。受到鼓舞的小国通信心倍增,对科学知识更加渴望,他上小学时就懂得了飞机机翼上弧面气流速度快产生负压才具有上升力等力学知识。

  赵祖康只要有空,就会带儿女们去展览馆、博物馆和公园参观,以扩大视野,增长知识。当赵国通还是个小学生时,父亲就教会他如何使用圆规和三角尺。赵祖康以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大儿子:“不要怕几何题难解,它很重要。几何就是大脑体操。”为了让孩子们从小接受逻辑思维训练,赵祖康专门买来一套日本出版的数学大辞典(包括三角、几何和代数),教导他们按照书里的题目多做练习。日积月累,果然进步很快。那段时间,赵国通脑子里尽是数学难题,甚至连晚上睡在床上还在解题目。在父亲的启发下,他概括出了“扩大已知,倒推求证”的独特解题思路。恢复高考后,赵国通就用这个解题“要领”辅导自己女儿、亲友以及厂里准备高考的许多青年工人,深受欢迎。

  为国家造飞机的愿望,赵国通一直铭刻于心,中学毕业考大学时,他填报的前几个志愿全是航空学院。不料因“旧官吏”的“家庭出身”,被挡在“保密专业”门外,为此他伤心不已。赵祖康在大儿子人生道路重要关口相当冷静,积极开导道:“大弟(赵国通小名)啊,侬还是安心读书吧。不管上哪一所大学,读什么专业,记住,才者自异!”正是父亲这句人生格言,使得赵国通明白了金子放哪里都会发光的道理,于是他进了第五志愿的同济大学建筑机电系暖通专业,潜心听课。

  心系民工苦脏累 甘当通风“孺子牛”

  虽然大儿子没能如愿以偿进入航空学院,但赵祖康对赵国通跟他一样从事土木建筑这门行业还是暗喜的,他告诉大儿子:“土木行当很重要。”赵祖康还给大儿子讲当年孙中山重视“工程救国”、曾搞过全国交通规划的故事。父亲的殷切期待,使得赵国通逐渐喜欢上了暖通专业。从一开始闹情绪要读航空专业,到多次被评为同济优秀学生获得表彰,并担任系学生会副主席,赵国通的进步显然离不开赵祖康的循循善诱。为了让大儿子更上一层楼,在赵国通读大三时,赵祖康邀请全国青年科技创新标兵、中科院上海冶金所陈念贻研究员给国通、国屏兄弟俩当面言传身教。兄弟俩这才知道陈念贻的“天才”原来是靠他在清华大学四年里不看一次电影,而把全部时间泡在图书馆反复钻研拼搏出来的。赵国通决定学习陈念贻精神,抓紧一切时间准备功课,考研再继续深造。他去旧书店买来俄语教科书,重点攻克令那时本科学生头痛的外语短板。

  1963年研究生入学考试,首次实行全国统考。研究生在20世纪60年代屈指可数,同济该年全校只录取了5名研究生(不少考生首先栽在外语考试上),赵国通便是其中之一,他还荣幸地成为了系主任巢庆临教授的弟子。毕业论文阶段,导师派赵国通作为科研人员,代表同济参加了国家科委支援西南大三线铁路成昆线六公里长隧道的通风净化项目。在攻关期间,赵国通接触了“空气幕”等通风新技术以及用氨气和催化剂来净化柴油车尾气污染等环保新工艺,这为他以后多次下厂搞技术革新,为职工解决劳动保护难题以及参加市里制定机动车尾气净化对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66年赵国通研究生毕业,由于成绩优异,已经被上海内燃机研究所指名要去继续攻关柴油车尾气课题,却生不逢时,被重新改配到临近的上海柴油机厂接受“再教育”!在基建科,赵国通与工人们一起,用榔头、凿子将混凝土块砸碎、运走。由于劳动保护条件简陋,施工现场粉尘飞扬。一天8个小时干下来,不但浑身像散了架似的,鼻孔里、头发里全是粉尘。几年的基层劳动锻炼,令赵国通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这才明白:社会就是最基层的“苦力”们用双手一砖一瓦垒起来的!渐渐地,他萌生了如何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技术为工人们摆脱繁重劳作的愿望。

  正巧这时,赵国通从报纸上读到一则城建部门搞了台道路破碎机的新闻。受此启发,他上门取经,打算自己也造一台类似的破碎机。由于该项目厂里没有正规立项拨经费,赵国通就自力更生,从废料堆里翻出汽车差速器等元器件,拼装出一台能代替榔头的“混凝土破碎机”(俗称“人造榔头”)。经过试验,代替人工自动捶打混凝土块,非常好使,效率也提高不少。破碎机大大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受到师傅们的一致好评。而赵祖康知道大儿子的研究成果后,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并一再鼓励赵国通:“永远不要埋怨环境,任何岗位都可以有所作为。想当年我在西南修公路,条件比你现在艰苦多了。”赵祖康还让大儿子翻出以前学过的教科书,每周辅导他一次英语。

  继“人造榔头”研制成功后,厂里考虑到赵国通是学通风专业的,因此在恢复安全技术科建制后,就调他到安全技术科当技术员。赵国通切入职工的劳动保护技术领域,就是从那时起步的。铸造车间的作业环境污染比基建科敲混凝土厉害得多,车间里的清砂工每天要面对无数粉尘,连嘴里吐出的痰、鼻子里擤出的鼻涕都是黑的,相当容易得矽肺,为此不得已对清砂工采用轮换上岗办法。赵国通决心为工人师傅们排忧解难,将他们从恶劣的作业环境里解放出来。铸件清砂工段中震动落砂机是通风设计的“难点”。由于高温烟气粉尘是往上蹿的,最好安装上吸式通风罩,但是工艺要求上部行车一直是吊着砂箱震动,所以只能从侧面吸,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赵国通便想到运用小风量射流空气幕迫使上升气流拐弯与侧吸罩汇流排出相结合的“吹吸式”方案。经过缩小模型反复试验,“推挽式落砂机通风罩”终于获得成功。当时正好是拨乱反正后向科学进军的高潮,这是最早在吹吸式通风罩方面试验成功的科技成果。接着赵国通又在厂里电镀车间大型酸洗槽的侧吸排风系统上同样运用了“吹吸式”原理,顺利地吸走了酸洗槽上空的盐酸性热气流。这些技术革新成果得到母校老师以及设计院老专家们的肯定。赵国通应邀在全国暖通情报网学术会议上作学术报告,还两度获得“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称号,被国家八机部授予全国安全生产先进工作者荣誉。

  赵国通一系列为职工现场解决劳动保护问题的成果,让“柴油机厂藏着一个本领蛮大的研究生”的说法在市和区劳保部门传播开来。正巧市经委需要劳动保护方面的专家型人才,听说赵国通的事迹,便直接来柴油机厂要人。

  知子莫如父。赵祖康听说大儿子靠自身的努力,要调往市经委工作,高兴之余不忘提醒他:“大弟,你没有当领导的能耐。虽然到政府机关去工作,还是要多搞搞你的专业,做好领导的技术参谋。”后来确实有几次“被上级机关相中”,赵国通牢记父亲的提醒,都婉拒了。事实上,他的心早就与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兄弟紧紧连在了一起,而年少气盛时的“大科学家”幻想也早已被“甘当通风孺子牛”的牛劲儿代替了!

  “我们是创造人类春天的工程师”

  1984年,已在沪上劳保和环保领域小有名气的赵国通被推荐到上海市经委劳动人事处,从事工业系统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他的专业知识更有了施展空间。然而看到量大面广的各种隐患,单靠他一个人“专家门诊”是忙不过来的。于是他积极争取到上海市经委教育处同意,委托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和上海大学,举办了半脱产、两年半、相当“大专学历”的“安全干部专业证书班”。该培训班三年内共培养了几百名学员。在特殊时期,这批用特殊办法培养的“短平快”学员,很快就在各领域安全生产第一线挑起了大梁,成为骨干。

  上大学时,老师讲过的“我们是创造人类春天的工程师”这句话,如今已成为赵国通的座右铭。因此,除了办培训班,赵国通还经常深入基层,为生产现场的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出点子,或直接参与解决实际问题。在上海齿科材料厂,球磨机在循环粉碎工序加料和出料时,会扬起漫天的矽尘,严重危害操作工的身体健康。该厂请了环保公司设计,他们用传统的大喇叭伞形吸气罩和集中式大布袋除尘器,但囿于工作场地狭窄,无处摆放体积庞大的设备,且投资要20多万。恰巧医药局安全科长听过赵国通的讲课,便请他去会诊。赵国通实地观察后,改变了待污染扩散再除尘的传统环保理念,用一根空心管一头插入球磨机中,另外一头接在一个小型家用布袋吸尘器上。如此,球磨机在进出料时,里面就处于负压状态,粉尘就不会扬出来了,而收集到布袋里的粉尘还可以回收利用,只花了不到一万元就解决问题,而且非常节能。赵国通得意地戏称这种创新为“微创疗法”。

  在红星轴承总厂一分厂,一台锅炉陈旧老化,但生产规模又要扩大,导致锅炉燃烧时排放的黑烟污染了附近居民区,厂群矛盾激化。虽然该厂极尽努力多次改造,但收效甚微,居民怨声载道,联名上书市人大,强烈要求厂方彻底整改。已经当选人大代表的赵国通得悉后,二话没说就揽下了这项艰巨任务。待摸清情况后,赵国通请来当年带教过他的同济环保专业老师,又四处争取经费,成立综合治理小组。经过多方论证,最后选用同济最新研制的多管旋风加布袋除尘技术治理锅炉烟尘的方案。两个月后,改建工程顺利完成,烟气排放浓度符合标准,居民们纷纷称赞赵国通这位人大代表为人民做了一桩好事。

  用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来回报社会,这是父亲一生的追求。赵国通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赵国通一再表示:“尽管我没能成为一名知名科学家,但如果能把我学到的劳动保护方面的知识应用到有毒、有害作业岗位,让那些操作工人从不良环境中解脱出来,这也是很有价值的事业。”

  “我当一天政协委员,就要为老百姓建言献策一天”

  当年,人民大道200号办公大楼落成后,较长一段时间没有正式定名。赵国通等几位市人大代表向人代会提议,作为象征上海人民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行政机关的政治中心,应当有一个含义深刻、市民拥护的名称,“人民大厦”既有象征意义,又符合其所处的人民大道的地理位置,还蕴涵着告谏每一位干部都应该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的寓意。领导部门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后采纳了这个提案。从此,人民大道200号便有了响当当的大名。

  为了让各级领导重视劳动保护,赵国通亲自带工业局安全处长们前往职业病防治医院,去慰问那些得了矽肺的病人,使得领导们对防止粉尘的重要性有了直观的认识。在一份题为《要像重视环保一样重视劳保》的社情民意反映中,赵国通郑重提出:“请全国政协办公厅组织几位委员,跟我一起去考察我国的职业病问题。哪怕我自己出钱都可以,只要当地有关部门协助我就行。我只是希望借助人民政协这个平台,为工人的劳动保护尽一份力。”他甚至留下姓名和手机号,愿无报酬地为工人提供安全健康咨询服务。当市人代会讨论制定《上海市职业病防治条例》时,赵国通建议“企业自查,及时汇报,政府抽查,且不收费;但是对室内有害气体浓度超标又不肯整改的单位进行严肃罚款追责”。当时主管的谢丽娟副市长认为此项建议合理,市人大讨论通过。后来卫生部领导来沪调研后,又被《全国职业病防治条例》采纳。

  作为政协中小有名气的“环保”委员,赵国通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创建了“轨道交通加两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交通理念,即大城市的交通应该采取“8+6+2-4”(轨道交通加上公共汽车加上自行车并减少小汽车),并通过新华社上海分社广为宣传。同时,他还把这个理念在市人大、市法制办召开的地铁安全条例修改听证会上宣讲,在全国政协上发言,请大家“关心善待二轮车”。由于赵国通大力倡导“二轮车”,组织开发并宣传推广电动燃气等绿色交通工具,自己平时出行尽量乘地铁、公交或骑二轮车,因此得了个“赵两轮”的绰号。经过数十年的呼吁,如今“共享单车”遍地开花,我问赵国通现在心情如何。这位学长得意地说:“我热衷的二轮车理念终于有了响应。我国是个自行车大国。骑自行车,不仅可以减少污染保护环境,且能够强体健身,绝对是件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好事。”

  无论是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是市政府参事,赵国通不仅关心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如《增强民主监督及参政议政力度》《设立勤政廉政研究中心》《将音乐艺术列入幼小教育和中学教育的大纲》《政府监督执法要体现帮促监管并举》等建议。此外,赵国通还积极为上海有效降低PM 2.5出谋划策,他的建议得到市领导的肯定,被吸纳在全市新一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之中,并获得市信访办颁发的优秀建议奖。尽管已近耄耋之年,但赵国通还是闲不下来。他动情地说:“我当一天政协委员,就要为老百姓建言献策一天。”

  千秋家国书生梦,半生情缘系民生。1940年3月赵国通出生时,父亲正参加全国交通会议,谋划战时最高层下达的乐西公路(准备一旦紧急时撤往西昌作第二陪都)等抗战公路抢修任务。为儿子取名“国通”,正是寓意盼子承父业,“为祖国的交通建设尽心竭力”。半个世纪后的1990年,躺在病榻上的赵祖康用颤巍巍的手亲笔写下“通达事理、国家栋梁”八个大字,作为送给长子的50周岁生日礼物。如今,父亲已驾鹤西去,但父亲留下的遗言却牢牢印在赵国通的脑海中,时刻激励他不忘初心,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