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知识分子左学金:赤子情 报国志

发布时间:2020/04/30 15:18:51  

共和国同龄人

左学金参事1949年10月3日出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同龄人。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时,英国《卫报》刊登了一篇采访左学金等人的文章,标题为“毛泽东的孩子们”。文章详细讲述了左学金的成长历程,外国媒体从这样一位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发展,向世界宣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真实的中国。

在当时的采访中,左学金说,他对今后10至15年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但是,他同时对10至15年后中国的主要竞争优势表示担忧,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将逐步消失,并将面临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如果中国要持续保持发展势头,就要加大对教育、培训的投入,从而向以高科技为导向的经济模式转型。

现在看来,左学金当时的预判是十分有前瞻性的。

美国留学归来

1984年,左学金当时在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工业研究室工作。这一年,社科院部门所人口研究室提供了一个极为稀罕的公派出国名额。原本这个名额是给人口研究室的,但当时的人口室没有合适的人选,因此建议将此名额在所内转让,一位副所长推荐了英语和专业基础都相当不错的左学金。于是左学金调到了人口研究室,并利用联合国提供资助的出国机会前往美国匹茨堡大学深造。当时联合国出于保护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的宗旨,要求接受其资助的出国留学人员必须在学成后回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左学金欣然答应了这个条件。

在匹兹堡大学,左学金就读于经济系专业,与他的导师马克•帕尔曼(Mark  Perlman)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马克•帕尔曼是美裔犹太人,曾任美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是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JEL)的创始人,是一位相当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联合国提供的进修资助金一般是一年,如果表现好可以延一年,最多两年。左学金的成绩非常优异,他第一年拿的是联合国进修资助,之后几年都是学校给的助教金,大约每月700美元生活费。靠着这个,他1989年提前完成了全部学业,是他们这批留学生里毕业最快的中国学生。他的老师帕尔曼教授对左学金非常欣赏,给他写了一封充满赞许的推荐信。

1989年,左学金从匹兹堡大学博士毕业。鉴于当时国内的局势,他先到普林斯顿大学做了一年博士后,之后又在美国普查局,也就是国家统计局,做了一年访问研究。1991年,当他从各种渠道了解清楚国内情况后,决定放弃美国稳定的研究生活,毅然归国。

当时有很多人劝左学金,让他留在美国。如今左学金参事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得很平淡:“我的想法很简单,第一,我出国前就承诺过要学成归来;第二,我当时已经40岁,从文化认同上很难改认另一个国家美国为自己的祖国;第三,我受到上海社科院张仲礼老院长等前辈的影响和感召。”

1984至1992年这段时间,国内盛行的理念是:读书就是为了出国。左学金关注到,那个年代,可谓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严重冲击着大学后备师资力量和科研单位后备研究力量的建设与储备。和饱经沧桑的老一辈科学家不一样的是,对年轻的科研人员而言,海外世界以及幸福社会的符号——绿卡具有很大吸引力。但就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左学金毅然作出学成归国的选择。

前辈的感召

左学金提到,他选择回国,并且回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是受到张仲礼等老一辈学者的感召。

出国前刚到社科院的时候,左学金被分配在部门经济所工业研究室。在学习之余,就一直听闻室友夸奖张仲礼老师对学生非常关心,利用自己在国外呆过12年的经历为年轻人上好英语课。还听说20世纪中叶反右以后,费孝通被打为右派,但是张仲礼仍然不顾美国政府、华盛顿大学、远东经济研究所、美国移民局等各方面的阻拦,毅然回到祖国。但当时,他和张仲礼老师交往不多。

左学金出国后,张仲礼从经济研究所所领导的岗位上升任上海社科院的副院长,更加关注后备力量的建设。虽然与左学金不在同一个部门作研究,但是张院长对左学金这位年轻人的很多想法也是时有耳闻的。左学金出国以后没几年,张仲礼又由副院长成为院长,非常重视如何吸引人才的问题。张院长没有刻意地和年轻人谈报效祖国的大道理,但是他对留学生在国外的生活状况非常关心,每年过年都会寄亲手写的贺年卡给他们,让背井离乡的孩子们在国外也能感觉到家庭般的呵护。左学金回忆,每年收到张院长的贺卡都觉得心中很温暖。

1987年,张仲礼院长率团去美国考察,事先联系了左学金,并且提出要见一面。左学金专程从匹茨堡开车到华盛顿迎接。当时左学金已经在美国初步站稳了脚跟,也被美国导师认为是位很优秀的人才,加上太太和孩子受教育的因素,留在美国发展是很自然的选择。但是,张仲礼多次表示希望他回国以后能够到上海社科院开展科研工作。每一次和张院长的谈话都让左学金坚定了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的念头,他觉得张仲礼用自己的言行向学生做了很好的模范作用,他也应该继承这样的理念。于是,1991年左学金学成归国。除了要承担家庭两地分居的压力外,每月仅仅只有300多元人民币的薪水,在上海也只是社会中等偏下水平,与美国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语。

有志者,并不在乎一时之得失。左学金回国后不久,著名的南巡讲话象春风一样吹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到处萌发着生机。在不断深化改革的险滩和激流中,左学金找到了用武之地。左学金说,当时如果不是因为张仲礼老院长,他可能也会回国,但是估计不会选择上海社科院作为从事终生事业的地方。当时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资历很浅的研究员,但是德高望重的张院长多次亲自前往,盛情邀请,这段交往的经历让左学金怀有知遇之恩,至今难以忘怀。左学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周治庄找到他,以岭南学院校董会主席的身份邀请他回国后前往岭南学院担任院长,被他婉言拒绝。当时左学金也有挚友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如果回国,这个国家级研究中心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因为张仲礼院长爱才惜才,左学金终于放弃了其他优厚的待遇。他以张院长这样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作为楷模,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毅然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在当时月收入几乎成为社会笑柄的上海社科院静心从事自己的科研工作。

左学金的回归,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留学人员报效祖国的佳话,也令张仲礼喜出望外。张院长亲自到机场迎接,并积极安排左学金在社科院展开工作。不过,左学金对于自己的回国非常低调,他从不对自己的归国多说什么。张院长对他的关怀,感动着他、影响着他,他选择了这条道路,从没有后悔过。

在具体的学科门类上,虽然两代人研究的领域没有很大的关联,张院长也没有直接给左学金上过具体的课程,但是左学金说,在张院长身上很多地方值得他和每一位后辈去学习。左学金说,张院长学识渊博,做学问很精细,甘于坐冷板凳,能够静下心作大量基础数据研究,《中国绅士》这部传世之作就是最好的证明。左学金和张院长一样重视基础研究工作,社科院作为政府智库,要做政策研究,而政策研究往往是短期的项目,基础研究则相对时间跨度较长。两者相互结合,可以避免各自的弱点,长短结合,整体把握。

个人和国家的命运

在采访中,左学金感慨地说,他最大的感受是,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是大海中的一叶小舟,能往哪里走,个人虽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最终不能改变流入大海的命运。

左学金的父亲1953年到上海来工作,左学金和妈妈、姐姐三个人,1957年举家来到上海。1966年,他在市北中学读高二,由于成绩优秀,原来的理想是希望考大学做一个物理学家。结果1966年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他没有机会上大学了。1968年他毕业分配到了上海铁合金厂,从学徒工做起。上海铁合金厂是为炼钢提供材料的,比如硅钢、单晶硅、多晶硅、锰钢等。进厂后,他一个月工资17块钱。当时公交月票6块钱,单位出3块,个人出3块,所以拿到手是14块钱。男孩子饭量大,一顿饭他要吃两毛多,一天大概伙食费要四五毛钱,所以剩不下什么钱。左学金开玩笑地说,当时他很羡慕那些饭量小的女孩子,她们能攒下很多钱。后来左学金在做起重工时被查出患了甲肝,病假一段时间后,上班又复发了。由于身体原因,他被调到机动科做调度员。当时的机动科需要负责给每一个工程算材料算工作量,工作任务重。由于他工作努力,能力出众,厂里非常器重他,1974年发展他入党,并且将他提拔到机动科副科长的位置上。

左学金回忆,他工作任务很多,要管好几个车间:冷作车间、精工车间、电工车间、基建车间。当时他在工厂第一线,就住在厂的宿舍里,工人加班他也加班。回想起来,日子过得很辛苦。比如,电炉坏了,需要抢修。电炉是有3个电极插在炉里,通过电产生高温来熔解矿石,在楼下出铁水,炉子坏了要抢修,炉子上面温度很高,铺一层铁板人就进去了,人在里面最多十分钟就要出来,否则受不了。人出来时身上都是干的,因为汗全部被蒸发了。有时候炉子上面有生石灰掉下来,尽管戴着帽子,还会掉进脖子里。在炉子里不觉得,出来一出汗,石灰就反应了,用水一冲皮都会被粘下来。脚上虽穿着底很厚的防护鞋,但当你感到脚底痛脱下鞋看,才发现脚底都是大泡。当时加班的待遇就是晚上发一张就餐券,已经很满足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迎来70周年华诞,左学金也70岁了。在采访中,当被问起关于现阶段发展还有什么方面需要重视时,他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关注和深入研究,例如人口生育政策、基本社会保障、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土地用途管理、垃圾分类等等。正如他所说,他把自己的毕生事业留在祖国,愿为祖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