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1日，由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办的“上海2018参事国是论坛”成功举行。论坛主题为“现代服务业开放与改革”。上海市政府副市长陈群，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姜平出席并致辞。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林毅夫，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华，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巡视员王思政，上海市政府参事盛松成分别作主题演讲。

 

全面深化改革与自贸区试点和“一带一路”倡议

国务院参事 林毅夫

 

　　第一，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

　　回想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1978年，我国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世界上大家公认最贫穷的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1978年人均GDP490美元。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人均GDP连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1/3都不到。1978年，中国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国家，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4.1%，进口占5.6%，进出口总计只有9.7%，90%以上的国民生产与国际经济不接轨。同时，在出口的产品中，75%是农产品或是农产品加工品。基础如此之低。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9.5%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增长了40年，这样的增长速度没有人预想到过。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目标是“2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代表的年均增长率是7.2%。即使是这个增长率，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有信心。很多人的想法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发展目标定得高一点，鼓劲大家努力奋斗。结果是，我们不是7.2，而是9.5的增长；不是增长20年，而是40年。在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下，2009年我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对外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7年我国人均GDP达864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超过7亿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达到70%。到2017年，我国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34.5倍，对外贸易总量是1978年的200倍。

　　中国是过去40年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后，苏联、东欧国家也同样改革开放，同样要解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但它们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我们是“稳定快速发展”。为什么？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方式，采取渐进、双轨的改革模式，而不是像苏联、东欧那样，按照“华盛顿共识”采取“休克”疗法，想把计划经济时代所遗留的问题按照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方式一次性解决。

　　一方面，我们放开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并积极因势利导、招商引资。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工业园区，集中搞好基础设施，在园区实行一站式服务，做好营商环境，让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变成我们的竞争优势，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我们禁止外国企业投资那些需要保护和补贴的产业。对金融服务业，我们采取管制特许的双轨制：经常账户基本放开，进出口贸易所赚的钱可以汇入、汇出，但对资本账户短期资金流动严格管制。这种双轨制的转型方式好处是既维持了稳定，又使我们能快速发展。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它的问题在于保留了很多对市场的干预、对价格的扭曲。这些市场的干预、价格的扭曲必然伴随着资源的错配、寻租行为的产生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改革应与时俱进。1978年开始改革时，我国资金非常短缺。直到2002年，我国才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现在，我国已是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资本不再短缺。很多原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是符合比较优势、在国际上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如家电产业、装备制造业等。当一个产业不具备比较优势时，给保护、给补贴是“雪中送炭”，但当它符合比较优势时，再继续给保护、给补贴，代价就是寻租、腐败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状况下，改革当然要与时俱进。这也是2018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所谓“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然后才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怎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价格引导资源配置。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把改革开放开始时所保留下来的这些对市场的干预、对市场的扭曲都取消掉。所以，我国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现在是“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已拟定了300多个全面深化改革方案要逐一落实。

　　这就是说，我们要从原来的渐进双轨，逐渐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对内改革方面要从双轨变成市场单轨；在对外开放方面，要从双轨变成全面开放。按照国内的有效做法和经验，改革都应先试点，因此上海率先成立自贸试验区进行试点。第一，投资方面。过去是“正面清单”，那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一般是禁止的，只有少数几个产业可以投资。现在采取“负面清单”方式，除了一些有关国防安全、国计民生的产业，其他都可以开放和自由投资。第二，资金方面。过去经常账户放开，但资本账户管控，现在资本账户也要放开，金融服务业也要放开。外国银行可以到中国开银行，外国保险公司可以到中国开保险公司。原来都要经过特许，要合资。自贸区试点2013年在上海率先开始，2014年推向广东、福建、天津。目前全国已有12个自贸区试点。取得成绩、积累经验后，要向全国推开。当自贸区试点推向全国时，中国就完成了从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

　　第二，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我国已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预计到2025-2030年，即使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也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预测到2025年左右，中国人均GDP将达12700美元，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要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

　　二次大战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做了很多发展援助，希望通过这些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据统计，OECD（经合组织）国家从二次大战以来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超过4万亿美元，给的钱不少。但发展不仅是给钱的问题，还要看实际效果。刚才说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减少贫困人口超过7亿人，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达到70%。如果刨除中国因素，世界贫困人口并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因此，当我们开始变成一个大国，负起大国责任时，首先要反思为什么发达国家给了那么多钱，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没有解决？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援助“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发达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一般做什么？教育、健康、推动男女平等或是民主化。不能说用意不好，但最终看起来并没有真正起到效果。真正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实际上是基础设施。中国有一个经验，“要致富先修路”。可今天无论哪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瓶颈基本都是基础设施，要电没电、要路没路、港口老旧。因此，当我们开始思考一个大国对世界的责任时，希望提供的帮助不仅是道义上的，而且是能真正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10月在印度尼西亚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想从“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来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抓手就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当然，不只是我们发现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问题。2011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也曾经提出相同的思路，提出要构建印太经济走廊，用基础设施把印度次大陆连接到太平洋；也提出新丝绸之路，要把阿富汗跟中亚五国用基础设施联通，在印度洋找到出口。很多地方与“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但美国提出的设想悄无声息，而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引起了热烈反响。为什么？这主要是因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我们有几个明显优势：

　　一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材料、行业或能力上，我们远超美国。如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等基础设施建设材料，我国生产能力都超过世界一半。改革开放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大发展，培养了很多施工队伍、施工能力。而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行业慢慢萎缩了。在国际项目投标竞争中，中国的施工队伍经常可以比其他发达国家队伍价格低一半甚至更低。这是我们极大的优势；二是我国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用外汇储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只要这些项目选择、管理得好，回报会远超买美国政府债券。同时，除了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外，每年我国经常账户还会有几千亿美元盈余。过去这些盈余都是买美国政府债券，将来我们可以用来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美元虽然是国际储备货币，但美国政府负债非常重，很难在资金上对其他国家提供帮助；三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是否真正能让一个国家富起来，关键是看有没有为产业发展消除瓶颈。如果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发展产业，这些基础设施的使用率就会高，回报也会高，经济发展也会快。二次大战后，少数几个能够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在转型期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抓住了国际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的窗口期，如日本、亚洲四小龙。当他们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失掉比较优势后，正好我国改革开放，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推动沿海发展，大进大出，把中国经济从一个农业为主的经济变成现代工业为主的经济，成为世界工厂。按照前面的预测，到2025年左右，中国也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必然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失掉比较优势，这些产业也会转移，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好可以赶上这一“窗口机遇期”。而且，从就业数量上看，60年代日本制造业雇佣930万人，80年代，韩国制造业雇佣230万人，台湾150万人，香港100万人，新加坡50万人，四个经济体加起来530万人，而中国大陆现在雇佣的制造业人数是一亿两千四百万，属于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就有8500万。也就是说，中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转移，可以让“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同时进行工业化。

　　因此，自贸区试点如果能成功向全国推广，就能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就完成了从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经济到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一带一路”建设，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新的世界大国，在未来国际合作格局中，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繁荣。

 

上海自贸试验区在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中的实践与探索

浦东新区副区长、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 王 华

 

　　一、上海自贸试验区五年建设基本情况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五年多来，上海自贸试验区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以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园区为目标，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以防范风险为重要底线，在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投资贸易制度体系，深化金融开放创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发挥了全面深化改革试验田作用。

　　第一，基本确立了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形成了与国际通行规则基本一致的市场准入方式。

　　一是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和境外投资备案管理。2013年制定发布全国首张负面清单。经过四轮修订，最新的负面清单特殊管理措施从190条减少到45条。条数降低的背后是许多实实在在扩大对外开放的措施。负面清单外，全面实行备案制。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从外商投资拓展到市场准入，包括金融服务和跨境服务贸易。2018年发布了全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境外投资全面改为备案制，95%以上的投资项目都是以备案方式设立，办结时间从原来的3-6个月缩短到3天。截至2018年10月，累计办结境外投资项目2200多个，是设立之前的四倍多，其中中方投资额累计691亿美元，有相当一部分投到“一带一路”战略目的地国家；二是进一步扩大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率先推出两批54项扩大开放措施，累计已有2700个项目落地。在外商投资医院认证机构、职业技能培训等38个开放领域实现了一批全国首创项目，在医疗服务、增值电信、国际传播管理、演出经纪、外资工程设计等方面都开放领域，由点及面，形成集聚效应。2018年以来，上海自贸试验区贯彻落实“上海扩大开放100条”，围绕一些关注度较高、实现度较强的重点领域，加快开放，将开放举措转化为项目落地。当前，根据国务院最新发布的支持自贸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的53条新政，正在制定贯彻落实的行动方案；三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率先开展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推动办事从“一门式”办理到单一窗口“一口式”办理，开展从“一纸一照”到“一纸多照”集中登记，深化网上自主申报等企业名称认证改革。

　　第二，基本确立了符合高标准贸易便利化规则的贸易监管制度，形成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口岸监管服务模式。

　　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五年来，海事、口岸、海事等监管部门推出近百项创新举措。一是进一步深化“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贸易便利化措施。海关部门推出“先进区、后申报”“一区注册、四地经营”“十检十放”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使通关效率大大提高。货物进出口海关通关时间2017年较2016年压缩了近1/3，企业物流成本平均降低约10%。这些举措有力提升了我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排名；二是实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制度。国际贸易单一窗口1.0、2.0、3.0版先后上线，功能模块增长到10个，覆盖23个口岸和贸易监管部门，实现了与国家“单一窗口”标准版的全面融合对接。特别是新增加的“进博专区”模块，让参加进博会的国际展陈品从入关到最后出关都能从“单一窗口”进行受理。目前，口岸货物申报和船舶申报100%通过“单一窗口”办理，服务企业数超过27万家。企业申报事项在船舶领域缩减了65%，在货物环节缩减了1/4，累计为企业节省成本超过20亿元；三是探索建立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采取信息围网技术，实现了保税货物和非保税货物在同一个仓库同仓存储、分类监管。目前，保税区符合条件的物流企业已全部参加试点。其中，五家贸易型企业和一家加工型企业开展了试点。

　　第三，初步建立了适应更加开放的环境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金融创新，形成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

　　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以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为载体，促进投融资汇兑便利化，深入推动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改革，形成了金融监管和防范风险良性互动的格局。一是金融创新框架体系基本形成。国务院两轮批复和金改51条、40条等共同形成了上海自贸区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框架。按照“成熟一项、推进一项”的原则，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推进金融改革，目前已发布8批95个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案例；二是FT账户功能拓展。目前已有56家机构接入FT账户，企业开设FT账户7.2万个，通过FT账户获得本外币境外融资总额折合人民币1.3万亿元；三是人民币跨境使用和外币管理创新进一步国际化。跨界人民币结算、跨国公司的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本外币双向资金池等金融创新试点规模化运作。已有877家企业发生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资金池收支总额超过1.3万亿美元；四是一批面向国际的金融交易平台正式运行。上海自贸试验区有16家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集聚度全国最高，也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载体平台功能。如“上海金”，通过上海黄金国际板进行国际黄金交易，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3月原油期货上线，日均成交量已跃居全球第三；五是金融服务业开放效果进一步显现。2018年6月，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讲话要求，上海自贸区出台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25条，开放领域涉及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第三方支付等。开放内容既有新设的重要机构，也有一些存量机构申请金融牌照或扩大业务范围。开放项目来源，既涉及一些发达国家，又有“一带一路”相关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金融开放性项目落地。

　　第四，确立了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重点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形成透明高效准入后全过程监管体系。

　　只有管得住，才敢放得更开。一是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国务院先后两轮批复了上海自贸试验区116项和47项“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核心是打开大门，不断减少照后许可证。同时，浦东和上海自贸试验区合署办公，上海自贸区四个片区都在同一个行政区划范围内。在这有利的行政管辖条件下，又自我加压增加了35项许可事项改革。目前，198项改革事项已全部实施；二是进一步深化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创建了以“六个双”（许可证办理机制中的双告知、双反馈和双跟踪，金融监管中的双随机、双评估及双公示）为核心的政府监管闭环，在浦东新区实现经济领域全覆盖、全链条贯通，对市场主体行为实现全生命周期跟踪，为国家进一步在自贸试验区试点、创新许可事项放开打下坚实基础；三是全面推进一网通办。按照上海全力打响“一网通办”政府服务平台的总体部署，对线上、线下政府服务进行流程再造、数据共享、业务重组，做到一网受理、只跑一次、一次办成，从群众跑腿转向数据跑路，加快实现一网通办。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一网通办”实现327项涉企事项全覆盖，实际办理时间压缩85%。

　　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进一步激发了市场创新活力和经济发展动力。截止到2018年10月，累计新设企业数超过5.7万户，新设外资企业数超过1万户。外资企业占比从自贸试验区挂牌初期的5%上升到现在超过20%，这个数据充分显示了上海自贸试验区五年改革，在对外扩大开放上所起到的作用。累计实到外资254亿美元。2018年1-10月份自贸区实到外资6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4%。贸易便利化改革效应持续显现。浦东外贸进出口5年来持续增长，2018年1-10月，浦东完成进出口总额1.7万亿元，同比增长6%，占上海比重达到60%。

　　二、上海自贸区下一步发展任务

　　党中央高度重视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和发展，在自贸试验区成立五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部署新的重大战略任务。按照中央要求，对标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自贸试验区，我们将在继续推行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大胆创新探索，系统实施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开放政策和制度，争取形成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按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下一步将着力打造四个新高地。

　　一是打造全方位扩大开放新高地。在服务业开放方面，加快推动教育、医疗、文化、电信、金融等一些重点领域的开放，争取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率先在自贸试验区落地实施。在培育外贸新优势方面，将大力发展转口贸易、离岸贸易，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

　　二是打造高质量发展新高地。希望能够把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进一步提升经济密度，提升投入和产出比，提升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创新的策源能力。进一步创新产业制度，大力发展“创新药”“中国芯”“蓝天梦”等高端产业（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航空航天），打造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高地。

　　三是打造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新高地。加强与长三角兄弟城市对接合作，优势互补。2018年11月，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挂牌，助推长三角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加快发展。下一步要进一步发挥上海自贸区金融基础设施、要素市场相对集聚的优势，发挥研发资源在浦东、在上海自贸区张江片区相对集聚的优势，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四是打造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新高地。充分发挥进博会溢出效应，打造“6+365”永不落幕的进博会，探索搭建“一带一路”开放合作新平台，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市场要素配置的功能枢纽，推进服务、技术、文化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上海全力打响“上海服务”品牌

市发改委巡视员 王思政

 

　　一、打响“四大品牌”的战略思考

　　全力打响“四大品牌”是2018年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新课题、新任务。打响“四大品牌”的战略思考到底有哪些？一是找到一把将国家战略落地的“梯子”，进一步提高上海城市的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二是找到一条超大城市新一轮发展、转型的上海“路径”；三是找到一个改革发展的新“突破口”。以前我们经常说，上海是靠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发展起来的。在新一轮发展中，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很多服务业开放度远远不足，如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一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还有很多垄断现象。

　　实际上，打造“四大品牌”最后会聚焦到两大问题：第一，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第二，要解决一个“好不好”、竞争力强不强的问题。

　　质量中国需要品牌支撑。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从速度中国转到质量中国的发展。建设质量中国靠什么？我认为，品牌是一个重要支撑、重要载体，也是一个重要标志。2016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首次提出要设立“中国品牌日”。2017年4月，每年5月10日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品牌日”。2018年5月10日，中国首届自主品牌博览会在上海召开，这也是国家交给上海的新任务，某种程度上是为国际进口博览会做预热。

　　二、“上海服务”的主要内涵

　　“上海服务”有四个维度：一是围绕城市服务功能，加快实施提升金融、航运、科技创新服务能级三个专项行动。上海在金融、航运、科技中介服务等领域的顶级咨询公司品牌很少；二是围绕提升城市服务能级，加快实施提升专业服务能级、建设国际会展之都、建设国际设计之都三个专项行动。上海会展面积世界第一，已达100万平方米，但在会展业品牌方面和国际知名会展相比有明显的短板，市场化程度还有欠缺；三是围绕服务民生和优化服务环境，加快实施扩大上海优质教育供给、建设亚洲医学中心、建设国际老年友好城市、建设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服务能级、深化“青春上海”志愿服务等7个专项行动。

　　在突破重点上，一是进一步强化资源集聚配置功能，如上海现在是国际上少有的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全的城市，甚至比纽约、伦敦还多，但国际化程度、国际买家和国际专业机构的集聚程度、对国际开放的程度还远远不够；二是进一步扩大服务半径，增强辐射强度，推动“上海服务”走出上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三是围绕各种博览会、交易会、论坛等平台载体，做精做深，高水平运作，办出特色和声势。

　　上海的建设目标是五个中心。中心是什么？中心即服务，服务出中心。一方面，城市能级提升，实际上提升都是服务；另一方面服务提升了，中心就建起来了。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要认识到，“中心”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集聚资源、人才、信息的功能；二是辐射功能。怎么辐射？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不仅仅为了上海，为了长三角一体化，还要服务长江经济带战略，服务“一带一路”战略，这是更高的要求，也带来更多机遇。

　　比如，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上海老龄化程度全国最高。上海将近2420万常住人口，60岁以上老年人480万。上海人均期望寿命83.37岁，连续十几年排在第一梯队，仅比日本少一点。“十三五”提出了一个转型指标“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不但要有更长的生命，还要有更健康的生活。2017年上海率先建立了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2018年全市推开，2019年还要继续试点。国家卫健委、人社部已将这项工作写进规划和议事日程，未来逐步在全国有条件推开。

　　再比如，如何更好发展民营经济。在民营企业发展座谈会后，上海以最快速度出台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27条意见。民营经济创造了全社会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创新、80%的新增就业、90%的企业数量，但民企生存压力比国企更大。发展好民营经济，无疑对良好就业有很大作用。

　　三、“四大品牌”融合创新

　　四大品牌中，上海服务提高辐射度，上海制造彰显美誉度，上海购物增强体验度，上海文化展现标识度。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上海服务，这是打造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三个品牌的基础。

　　多元文化融合成就品牌，品牌的背后90%是文化。例如，上海新天地是到目前为止商业地产、文化地产开发最成功的案例，生动展现了海派多元文化融合的成果实践，可以用四句话概括它，“外国人觉得很中国，中国人觉得很外国，年轻人觉得很时尚，老年人觉得很怀旧”。

　　数字经济助推“四大品牌”融合。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一轮颠覆。今天手机已成为人们新的人生伴侣。第三方支付快速发展，可能颠覆了一个古老的职业——“小偷”。制造业服务化、硬件软件化，都融合发展。将来制造业硬件更新会很慢，软件更新会很快。

　　品牌需要推介，“好酒也怕巷子深”。新西兰多年的国家旅游口号是“百分百纯净”，前两年改了，“不卖纯净卖心境”“不卖城市卖自由”。这一改将国家旅游口号从全世界排名60多上升到第3。这两年上海有很多旅游口号，但找不到一句合适的，我有个建议，是不是能用“新上海、心上海”，英文是“New Shanghai，Heart Shanghai”，核心是讲好品牌故事。

　　比如，在著名的上海三甲医院“上海肿瘤医院”对门有家很不起眼小店“品秦假发”。老板用心经营，立了一条店规：凡在本店买假发者一律终身免费理发，从卖商品变成了卖服务。顾客主要来自于肿瘤医院的病患，大多数是女性。老板的观察非常细心，他在服务中发现有一些病患为了赶时间，没地方放行李箱，马上提出可以免费寄存，后来又发现很多病患因病致贫，为了少住一个晚上，没时间领化验单，又提出免费帮领化验单。甚至有个别人对生命失去希望，到店里理发、美容时被他敏感地发现，和病患谈话交心。这家小店没有做过广告，但故事在病患中口口相传。如果能讲好这样的品牌故事，无疑会有利于我们树立好的品牌。

　　品牌还要不断地推陈出新。回顾40年，上海历史上有很多名牌产品、名牌服务享誉神州大地，今天却几乎全军覆没。总结经验可以发现：第一，当年我们不懂品牌战略，付了学费。外资蜂拥进来时，不少外资企业高价购买我们的品牌，收购后却锁在抽屉里几十年不生产。第二，我们没有做好品牌创新。即使是百年品牌，如果不创新也不可能延续。例如，世界上响当当的咖啡品牌星巴克自我革命，最近在上海静安区兴业太古汇开了全球第二家体验店，在市中心Shopping Mall放了一条流水线，建了一个咖啡工厂，核心是卖体验、服务和文化。以前，星巴克的目标是建城市的客厅，现在改成建Party，天天人山人海，所以品牌创新非常重要。

　　过去40年，我们的发展主要靠人口红利，靠勤劳革命；未来，我们要加上一个“智慧革命”。我们相信，未来某一天这两种品格定能合二为一，为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国服务业改革开放与发展前景

市政府参事 盛松成

 

　　一、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GDP可以分为投资、消费、净出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净出口占了GDP增长的很大比重。因此，我国长期都是投资拉动型和对外开放型的经济。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2009年我国投资对GDP增长贡献率曾高达80%以上，近几年迅速下降，2018年第三季度已下降到30%多。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2018年第三季度是-9.8%。为什么是负的？因为我国贸易顺差在缩小，这种情况下对GDP的增长贡献率就是负的。贸易可以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不断减少，而服务贸易十几年来一直是逆差，而且逆差越来越大，结果就是贸易顺差大量缩减。2017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顺差1297亿美元，2018年前三季度只有266亿美元，总计减少1031亿美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中美贸易摩擦并不可怕，因为我国已不再主要靠净出口，而是靠消费来拉动经济。2007年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率占比仅40%，而2018年前三季度已经达到78%。

　　二、居民消费对服务业的需求不断提高

　　为什么消费占比会增长那么快？主要是服务业发展。以前我们关注居民消费价值指数，最关心的是粮食、蔬菜和猪肉，现在传统食品对CPI的影响率已大幅下降，而服务业则大量上升。一个人每天吃多少食物有定量，穿的衣服很可能还是几年前买的，所以传统服务业增长很慢。2018年1-11月CPI增长2.1%，其中烟酒食品只有1.8%，衣着只有1.2%，而服务业增长较快，租赁房租增长2.5%，家庭服务增长5.6%，教育文化和娱乐增长2.2%，医疗保健增加4.5%，这些服务业增长率全都超过了2.1%。如果将时间跨度扩大到2012年到2017年，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食品烟酒、衣着占比下降，生活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类支出逐年上升。这些数据表明，我国服务业供不应求，需要大发展。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人们不仅需要好的产品，还需要好的服务。

　　从国际收支角度看，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逐年扩大。2007-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扩大了1.5倍，而服务贸易逆差扩大了70倍。2018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几乎与货物贸易顺差相当。从这个角度看，中美贸易逆差实际上没那么大。最近十年，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只增长了40%左右，从2008年的2682.3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756.7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逆差增加了7倍多，从49.22亿美元增加到384.9亿美元。因此，进一步发展我国服务业对改善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具有重大意义。

　　三、我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广阔

　　世界银行2017年数据显示，在经济总量排名前15的国家中，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平均值为63.8%。美国最高，达到82%，英国、法国基本都在70%左右。我国为51.6%，较平均值低12.2个百分点。即使与巴西、俄罗斯等同等收入水平的金砖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的比重也较低。产业结构转型理论和国际经验均显示，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会上升。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未来我国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提高。

　　我国服务业亟待发展的领域很多。比如，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医疗、养老服务都亟待加强。1960年，我国人口期望寿命是43.7岁，刚改革开放时66.9岁，现在已经达到76.3岁（2016年）。上海已经达到84.3岁，仅次于东京、中国香港，高于纽约、伦敦。目前我国90%以上采用居家养老，养老床位较少。根据国际规律，养老床位约占老年人口总数5%。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2.4亿，占总人口17.3%，全国养老床位730多万张，还有470万张床位缺口，这导致现在好的养老院往往是一床难求。因此，我国养老地产发展前景广阔。其实房地产业也是服务业。房地产业非常特殊，它除了包含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外，还包括装修、销售等行业。现在房地产业面临转型，它不可能转到高科技类行业，但可以与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相结合。全国每年养老地产建设面积需求达1600万平方米，每年养老地产市场规模超过1260亿元。如果转型做得好，将能有效平稳房地产价格，扩大对GDP贡献，促进房地产业的良性发展。

　　四、深化改革开放，释放服务业活力

　　我们不能把服务业片面理解为虚拟经济。服务业有16个门类，教育、卫生、医疗、通信、科研、品牌等全都在服务业中。美国GDP超过80%都是服务业，它的领先地位就体现在它的高端服务业领域。制造业中的高端部分，如研发、设计、专利、品牌、版权、销售、服务，绝大多数是生产性服务业，这恰恰是中国目前最薄弱、最需要发展的环节。没有高科技和优质的服务业，就不可能有先进的制造业。比如，华为发展靠什么？主要靠研发、专利、品牌，而不是简单的包装、制造。2009年，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将知识产权纳入GDP核算。美国最早于2013年将研发、设计、专利、版权等纳入GDP核算，中国则于2016年起纳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先进的服务业就是先进的制造业，先进的制造业就是先进的服务业。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去过剩产能”。大家仔细想一想，服务业有没有过剩产能？几乎没有，甚至简单的理发都不会过剩。过剩主要发生在制造业，而大部分服务业供给不足，尤其是医疗、教育、养老、家政、文化娱乐等优质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因此，增加服务业有效供给是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加大金融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力度。所以，我国服务业的开放与改革，源自于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服务业是未来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既能提升我国GDP，又能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还能减少服务贸易逆差，改善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只有开放、只有改革，我们才能进一步发展服务业。

 

 

 

上海2018参事国是论坛专题研讨观点精粹

 

　　中国现代服务业扩大开放的途径与政策

　　辽宁省政府参事王广林：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国内消费需求的作用日益重要，这需要大力增加服务供给特别是现代服务供给，但国内现代服务供给能力严重落后，远远满足不了居民日益增加的需求。因此，扩大现代服务业开放是十分迫切的市场需求。中国过去的对外开放主要在工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现代服务业产业特征与工业有很大不同，开放途径与政策要进行探索创新。

　　第一，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应该是产业链的开放。要遵循产业特征，针对产品和产业链发展涉及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精准制定开放政策；第二，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应该是价值增值链与中国短板结合的开放。注重引进国外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心理咨询、健康医疗、养老、核心软件开发等领域的资本和智力，发展新兴产业，弥补发展短板；第三，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应该是生产要素市场的开放。要依法明晰、保护人力资本和技术的产权，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第四，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应该是区域性开放。可以首先在我国自由贸易区应该进行现代服务业开放试验，进一步减少负面清单，优先允许外商依托其产业链进行现代服务业投资，在条件成熟后再允许其向国家中心城市扩散，形成梯度开放格局；第五，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应该是合作性的开放。可参照发达国家实践，按照潜在市场容量，制定现代服务业市场准入标准，实现现代服务业投资者合作发展，优化现代服务业资源配置；第六，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应该以资本市场开放为主导。允许外商投资现代服务业项目在资本市场募集资本，允许外商在资本市场收购企业进行现代服务业投资，鼓励和创造条件让外商在场外资本市场通过股权并购进行现代服务业投资。

　　服务业改革开放融合发展的思考

　　天津市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杨金海：产业融合已成为当今世界产业发展新趋势，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三次产业结构将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进行新的布局。

　　一是要积极适应新的工业革命新机遇，促进经济增长从物质化经济向服务化经济的转型。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以制造业需求为导向，提供社会化专业化公共服务，实现产业融合协调发展，从机制体制和政策环境等方面研究新的对策措施；

　　二是要积极适应相关产业从最终消费向中间消费转移机遇，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在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产业的同时，鼓励引导工业企业实施服务性制造战略，向中间产品、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及销售等中间环节延伸，向产业链条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延展，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整合和重组服务流程，推动工业上下游服务环节外包，从以生产为中心向以关键核心服务环节为中心转变；

　　三是要积极适应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应用，大力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以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服务业以其创新力强、适用性强、发展速度快等特点，为诸多企业所广泛应用，使产业呈现网络化、服务化、平台化、智能化以及融合化特点。重点是创新统计方法，做好政策引领，实现服务业跨越式优化升级；

　　四是要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带来的服务需求，大力发展公共服务，旅游、休闲、养老等服务业。目前，天津正在从纵向产业链融合和横向产业跨界两个维度推进。纵向延长健康产业链，将健康产品制造健康服务延伸，并将传统产业与健康产业整合融合。横向依托共享经济、大数据、体验经济，健康产业与养老、旅游、互联网、食品相关产业跨界发展。

　　深化改革 厘清养老服务业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北京市政府参事程选：相对于制造业及其他服务业，养老服务业是一个政府、社会、资本关系更为复杂的领域。一直以来，我国养老服务领域具有“大政府、小社会”“事业性质大于产业性质”的特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远远未能充分发挥。一方面大量公共养老资源在沉淀和浪费，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供给总量和质量严重不足，老年产品生产和服务落后等问题普遍存在。

　　要在养老领域进一步清除市场障碍，让各类市场主体充分发挥作用，使养老服务业发展壮大，关键一环是在整个养老供给体系中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政府发挥好兜底作用，即保证老年人一旦失能失智，能根据需要享受到基本的养老服务；同时做好服务，为经济社会主体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为民间资本、社会力量从事养老服务提供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通过加强监管促进公平竞争、优胜劣汰，防止“劣币驱逐良币”。而市场的优势在于高效配置资源和精准满足需求。大部分产品和服务由市场来提供，成本会更低，效率会更高；养老市场会被细分到政府规划者难以想象的程度，买方的需求也会得到更好、更体贴的满足。

　　政治安全前提下法律服务市场开放的重心转移

　　重庆市政府参事许明月：对中国法律服务的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近年来理论和实务界都存在较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法律服务市场应当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逐步对外国律师事务所开放；有人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业性和政治性出发，认为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放应当审慎进行。

　　法律服务是法律服务提供者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他人提供的服务。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放通常是指某一国家（或法域）的法律服务市场是否允许或在多大程度上允许非本国的法律服务提供者进入本国提供法律服务。一国法律服务市场是否对外开放或在什么程度上对外开放，本质上属于其内部事务，应由各国自己决定。决定市场开放与否和开放程度的制度通常是一国的市场准入制度。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经济全球化呼唤法律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在维护政治安全的前提下，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放应当顺应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实现从对外国律师事务所的开放向对外国人开放的重心转换。通过允许外国人参加中国的司法考试，取得中国律师资格并进行律师执业，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进入中国法律服务市场提供法律服务，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前提下，可以更好地满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法律服务需求者对法律服务提供者的要求，推进中国法律服务水平和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开放水平的整体提升。

　　新时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对策

　　河南省政府参事张德轩：作为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旅游，近些年在我国已蔚然成风。河南作为农业大省，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随着个性化休闲时代到来，当前乡村旅游发展总趋势已超越农家乐形式，向观光、休闲、度假复合型转变，乡村旅游产品进入创意化、精致化发展新阶段。

　　单靠“吃吃农饭”“看看农田”“住住农家”的传统接待模式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是单薄的、不可持续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持续活力在于不断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创新。以产业融合为手段拓展乡村旅游产业结构、强化产业内力。产业的项目之间要形成生态循环，高效节能，不仅能在品质、数量上达到最佳效果，还能产生最佳经济和生态效益，同时通过生态循环、延伸产业链，增加许多收入渠道。比如休闲农庄的主要商业模式是实现生产、生态、生活“三生”结合，休闲农庄模式规划需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把乡村旅游做成乡村产业的重要支柱，做成真正造福农民、满足市民的幸福产业，还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创新，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为重要抓手来抓。

　　建议：一是以消费者体验为核心，为消费者提供高品味、多层次、全方位的休闲体验；二是提高宣传力度，打造乡村旅游产业的知名品牌打造一批“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中心村、特色村、精品村；三是借鉴台湾农庄经验，采取差异化战略，打造乡村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

　　不当金融政策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上海市政府参事黄泽民：所谓不当金融政策是指自由放任的金融监管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极其严厉的金融监管政策和极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从结果看，催生资产泡沫的政策，以及迅速戳破泡沫，并酿成金融危机或严重后果的都可以视作为不当金融政策。放松监管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孪生兄弟，严厉监管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往往也是如影相伴。

　　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国别性的金融危机，不当的金融政策都是造成危机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根本性原因。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事件证明，放任自流的金融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导致经济过热、产生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泡沫形成之后的严厉监管的金融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仅使经济迅速降温，还有可能戳穿泡沫引发金融危机。包括外债、外汇和汇率在内的不当金融政策也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国外的教训值得我国引以为戒。近年来，我国屡屡出现欠谨慎的金融货币政策，需要总结教训，早日将金融货币政策从或左或右中解脱出来，少一点权变，更多地按规则施策。

　　适应全球气候变化 力推绿色金融创新发展

　　湖北省政府参事龚朴：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建立健全绿色经济体系，为我国产业绿色转型提供资金支持，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增长，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近年来，绿色金融的蓬勃发展已成为中国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大亮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绿色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在实施绿色战略中不断创造新的绿色产业投资机会，并通过绿色金融市场展现其影响力。

　　下一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方向，一是绿色金融体系标准化。要着重从制度建设、产品服务、操作流程、风险管理等视角系统地对绿色金融加以规范，逐步实现绿色金融体系标准的科学性及一致性；二是绿色金融发展国际化。开拓外资进入我国绿色产业的金融通道，引进具有国际化视野和专业服务能力的绿色金融高端人才，提升我国绿色金融交易平台的国际化水平。建立常态化的对外交流合作机制；三是绿色金融政策差异化。要立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产业特点以及资源禀赋，围绕国家绿色发展战略，依照结构调整大方向，在充分尊重文化环境和市场规律以及在MPA考核（宏观审慎评估）整体管理机制下，制定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政策；四是绿色金融产品多样化。要大力推进绿色金融工具的创新（天气指数保险，发行巨灾债券及相应的衍生产品等），有效增加绿色金融产品的供给。

　　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新路径

　　北京市商务局规划政策处处长刘梅英：北京服务业综合试点聚焦科学技术、互联网和信息、文化教育、金融、商务和旅游、健康医疗六大重点服务领域，进行开放改革探索。一方面，通过放宽市场准入，优化现代服务业供给，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改革优化市场监管模式、创新高端人才聚集机制、加大金融保障力度、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等，着力构建科学规范、高效透明的服务业促进体系，为开放提供有力保障。三年来，综合试点推进实施226项任务。在扩大开放上，通过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汇聚了一批与首都功能定位相契合的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在促进改革上，通过深化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改革，不断优化北京开放型经济营商环境。

　　下一步将以五个维度的基本思路为指引，积极谋划新一轮试点。一是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提升开放型经济体制；二是以负面清单制度为引领，构建全面开放先行区；三是统筹对内对外开放，优化服务业扩大开放格局；四是实行“产业开放+园区开放”模式，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五是更加注重开放的软实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福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突破方向

　　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廖荣天：要加快推进福建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为做大经济总量、增强综合实力提供新的空间。

　　一是要围绕确定的服务业发展重点领域，推动信息、科技、金融、商务、研发设计、节能环保等生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推动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商贸流通等流通服务业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效率，增强基础支撑能力；推动健康、养老、文化、体育、教育培训等社会服务业打破制度障碍、扩大有效供给；

　　二是要重点支持服务业企业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和手段，加强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创新应用，加快培育移动办公、互联网金融、智能家庭、远程医疗等一批新业态，大力发展信息资讯、商品交易、物流运输等领域平台经济，推动分享经济在交通、住宿、餐饮、金融、教育培训、技术服务等领域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要培育“服务+农业”新业态，支持发展农业共营制、农业创客空间、农业平台型企业等融合模式；鼓励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促进制造企业向创意孵化、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等产业链两端延伸，拓展服务增值空间；鼓励服务企业向制造业渗透，发挥平台型、枢纽型服务企业的引领作用，培育“平台+模块”产业集群；

　　四是要推动鼓励龙头企业主导或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社团等机构建设技术标准研究创新基地，支持行业协会、同业工会、学会等社会组织制定符合市场和创新需求的团体标准；

　　五是要进一步完善服务业领域的财税、金融、用地、价格、人才等政策，深化服务业“放管服”改革，加强服务业产业政策与配套优惠政策的协同，切实做到政策扶持精准、要素保障到位、统计服务优化，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以广东自贸区为平台 探索财税制度改革和高端品牌消费开放

　　广东省政府参事郁方：一是充分利用自贸区平台进行财税改革试点探索。我国的财政税收体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大，企业与民众的税负全球居前且税种繁复。财税制度是下一步改革的关键突破口。广东的三个自贸区兼具内地、香港、澳门三种税制体系，建议以此为平台率先探索。可从实体经济发展和企业减负角度进行对比研究，推出创新政策措施，试行允许企业自主选择。探索简化合并国内税种，将目前地方政府实施的补贴优惠政策转为实际的税收减免，建立更为合理的差别化税收体系，大数据下账户与税源监管体系，偷漏税惩治立法制度等，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地机制的融合互通提供经验；

　　二是探索在沿海自贸区开放高端品牌商品销售，引导境外高端消费回流。同等品牌质量下，价格比较是消费者境内境外消费的重要抉择。建议利用自贸区平台，探索缩减价差的惠民开放政策，尝试将自贸区品牌商品的税费控制在与香港、澳门或机场免税店持平的程度，鼓励国内消费者将境外品牌购买力转到自贸区消费，打造境内国际高端品牌基地，有效拉动内需。

　　海南自贸区（港）背景下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海南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熊安静：与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高要求相比，海南目前的差距主要是游客消费水平较低、境外游客较少、国际知名度还不够高。下一步重点是推进政策落地与试点突破。

　　一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深化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在种业、医疗、教育、旅游、电信、互联网、文化、金融、航空、海洋经济、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重点领域加大开放力度。支持引进国际化的规划、建筑工程、建筑设计、仲裁、会计、知识产权、医疗健康、影视、会展等专业服务机构，推进服务要素集聚。支持举办国际商品博览会等适合海南产业特点的大型国际展会。依托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大力发展国际医疗旅游和高端医疗服务；

　　二是进一步方便人员进出。国外游客落地免签从26国扩大到59国；离岛免税额度从1.6万提高到3万，政策受益对象从坐飞机游客扩大到乘坐轮船离岛游客；积极支持实施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15天入境免签政策。将海南纳入国际旅游“一程多站”航线。对境外游艇实施临时开放水域审批试点。开展国际人才管理改革试点，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全球人才招聘制度和吸引外国高技术人才的管理制度，开辟外国人才绿色通道，深入实施外国人来华许可证制度，开展外国高端人才服务“一卡通”试点；

　　三是加快完善法律制度。海南各项改革措施，凡涉及调整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经全国人大或国务院统一授权后实施。加强经济特区立法，建立与试点要求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建立公平透明、体系完备的法制环境。其他自贸试验区施行的政策，凡符合海南发展定位的，均可按程序报批后在自贸试验区进行试点。

　　（根据会议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