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读取语音阅读器

艰难,但幸运的英国文学研究之路

发布时间:2016/7/20 16:21:19

原市政府参事  瞿世镜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百废待举,万象更新。

  1979年,全国社会科学系统招考研究人员,我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录取为外国文学助理研究员。主持科研工作的常务副所长王道乾先生,在3个月中与我多次谈话,发觉我对西方文学、音乐、美术、哲学、心理学均有所涉猎,于是下达任务——研究现代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我大吃一惊,恳求改变方向,研究19世纪英国小说。王先生要我说明理由,我说,每次搞政治运动,文艺界总是拿外国文学开刀。马克思、恩格斯对许多19世纪作家已有定评,这是相对安全的研究领域。苏联日丹诺夫认为,西方现代派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产物,是颓废文艺。你要我去研究意识流小说,岂非自投罗网?王先生说,本所建所方向,曾经向胡乔木同志征询意见。乔木同志认为,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上海已有复旦、华师大、上师大三个中心,社科院建文学所应该以现代文学为主攻方向。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都与外国文学关系密切,现当代外国文学也是重要研究领域。马、恩已有定评的作家,大家都很熟悉,何必再重复研究?中国要搞现代化,不能对西方现当代文学发展一无所知。苏联日丹诺夫的教条,不能代表我们的观点。你的任务就是通过扎扎实实的研究,提出中国学者的一家之言。

  在所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拟订了一个长远的研究规划。我的计划是: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一个点,是以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研究起点。一条线,是将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串联起来,凸现意识流小说发展演变的线索。一个面,是大面积扩展,写一部当代英国小说发展史。我的设想被王道乾先生欣然认可。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怎样的艰难正在前面等待着我。1981年,我发表了论文《当代英国小说概观》,翻译了伍尔夫的代表作《到灯塔去》。然后着手编选来源于英、美、德、法、俄五个国家的论文集《伍尔夫研究》,同时翻译伍尔夫本人的论文选集《论小说与小说家》,研究工作按照原定计划顺利进展。不料我于1983年患了癌症,手术之后在肿瘤医院放射治疗。有一次,医务人员不慎将钴60照射剂量增加了一倍。到后半夜我剧烈腹痛,上吐下泻,大汗淋漓。幸亏我学过中医,还记得一味独参汤可治大汗亡阳之症。恰巧父亲有一支野山参,给我熬汤服下,汗虽止住,盖了三条棉被还是觉得寒冷彻骨。放射科医师告诉我,这是严重医疗事故,建议我立即提前退休。我想,只要一息尚存,研究工作决不能停止。在身体极其衰弱的情况下,我依然笔耕勿辍,将研究工作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当时工作条件很差,家中只有一张书桌,如果女儿要做功课,我就把稿纸铺在床上,坐在小板凳上埋头写作。母亲时常为我煲汤增加营养。

  1985年,方平先生读了我在华师大校刊上发表的伍尔夫论文译作,向上海译文出版社大力推荐,《论小说与小说家》书稿终于被列入出版计划。于是我着手撰写专著《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年迈的母亲时时刻刻关心着我。她希望我勇敢地与病魔抗争,顽强地坚持我的研究工作,而且她往往是我的论文和书稿的第一位读者。1986年春,她摔了一跤,因脑溢血送医院抢救,结果成了植物人,手不能动,口不能言,只有左耳还保持一点听力。1986年5月,《论小说与小说家》出版了。我把书放在母亲病榻上,拿起她的手去触摸新书的封面。我在她耳边呼喊:妈妈,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却没有发出声音。在她的眼角,溢出了两颗大大的泪珠。我十分悲痛,日以继夜地写作,借此排遣忧伤。1986年12月5日,《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终于脱稿,母亲大人也驾鹤西归,幸亏《论小说与小说家》颇受读者好评,《伍尔夫研究》和《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也纳入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我的研究工作似乎渐入佳境。然而,我担心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987年春,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外国文学研讨会,发觉气氛异常,人们心情沉重,有关方面正在酝酿一场批判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政治运动。柳鸣九先生的萨特研究被内定为第一号靶标,正在组织他的研究生写批判文章。边缘省份的代表们反映,当地根本无人研究西方现代派,找不到批判的靶子,就上街剪人们穿的牛仔裤。回沪之后,卢湾区政协副秘书长到我家访问,我请他通过政协渠道向党中央转达我的紧急呼吁:中国必须集中精力搞建设,决不能偏离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万万不能再搞政治运动!数周之后,卢湾区政协主席告诉我,上海市委派信使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中央已来电感谢上海市委及时反映重大信息,问题已妥善解决。我发觉政协原来是反映民意的灵敏渠道,从此以后乐于参加政协的各种视察调研活动。

  由于多年的学术资源积累和充分的思想准备,伍尔夫这个点的研究完成之后,意识流这条线上的研究进展很快,《音乐•美术•文学:意识流小说比较研究》这本专著和编译的《意识流小说理论》在两年之内就完成了。1989年初,研究工作向面上拓展,由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和信息所合作组建了英国文学研究中心,举行了隆重的伍尔夫研究系列新书发布会,并且向英国学术院申报了当代英国小说研究计划。

  1989年初,该计划经学术委员会评审认可,我被聘为客座教授,前往英国学术院做当代英国小说专题研究。为了摸索当代英国小说发展变化的线索,我在剑桥大学会见了英国学术院和法兰西学院院士弗兰克•克莫德教授,在牛津大学会见了特里•伊格里尔顿、约翰•史笃华绥和林德尔•戈登教授,在伦敦大学会见了唐•雅各布森教授,在伯明翰大学会见了戴维•洛奇教授并且为英语系老师和研究生作了学术报告,在沃立克大学会见了伯纳德•伯岗齐教授,并且和东英吉利大学马尔科姆•布蕾德伯里教授通了信,广泛听取了这些专家学者对于当代英国小说的不同意见和评价。然后,我又采访了著名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艾丽斯•默多克、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和她们讨论了当代英国文学思潮、艺术风格、创作技巧等问题,并且和当时住在瑞士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通了信。由于购书经费不足,我不得不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中埋头苦读当代英国小说原著,并且复印了许多学术资料。

  我完成了英国学术院原定研究计划之后,又应美国斯坦福大学英文系卢奇沃•若托卢教授之邀请前往讲学。我在美国访问了哈佛、哥伦比亚、乔治•华盛顿、纽约州立、佩斯、新墨西哥州立、加州州立、斯坦福等大学,参加了MLA年会和国际伍尔夫学会研讨会,作了多场学术报告,会晤了许多学者,在大学图书馆里阅读了更多的当代英国小说。

  1991年,我的伍尔夫研究系列荣获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和上海文学艺术奖。1992年,我获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作为一名学者,获得一点精神支持,就很受鼓舞。尽管遇到各种困难,我的当代英国小说研究始终没有放弃,英国文学研究中心的高层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从未中断。

  我的当代英国小说研究作为上海市“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正式立项。课题设计的基本意图,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采取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思路,把对于不同风格流派小说的微观分析成果,放到社会历史变迁的宏观背景中去考察,借此探讨当代英国小说创作的发展规律,给出一幅当代英国小说发展变化的鸟瞰图。

  1998年,《当代英国小说》出版,翌年获上海社科院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

  2003年,英国文化委员会请我继续推进我的当代英国小说研究,把最近十多年来涌现的新人新作也向中国读者作一番简略的介绍。因为当时还找不出另一本《当代英国小说》那样的专著,英方希望我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

  2003年7月,再次访问阔别10多年的英国,我原来准备与老友们重叙友情,结果发现艾丽斯•默多克、马尔科姆•布蕾德伯里和昆丁•贝尔已经谢世,弗兰克•克莫德、唐•雅各布森、戴维•洛奇、伯纳德•伯岗齐等均已退休。原定在剑桥作学术报告的特里•伊格里尔顿,也因故缺席。我只能在会后到伦敦去拜访皇家文学会主席迈克尔•霍尔罗伊德和夫人玛格丽特•德拉布尔,以及老作家多丽丝•莱辛等老朋友作为补偿。朱利安•巴恩斯、理查德•福尔摩斯、珍妮特•温特森在剑桥研究会上讲演并且朗读了作品。在我1998年出版的《当代英国小说》中,他们的身份还是青年作家。然而,现在他们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了。另外一批比他们更加年轻的新作者在剑桥研究会上闪亮登场,其中包括苏兰格小说家安德鲁•奥哈根、苏格兰女作家阿里•史密斯,年轻的女性小说家珍妮•迪斯基、卡米拉•沙姆希、扎迪•史密斯,以及女性传记作家雷切尔•福尔摩斯、米兰达•卡特和克莱尔•托马林。她们在讲坛上朗读作品,侃侃而谈。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英国文坛的代际交替,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2007年我再次到牛津大学参加当代英国文学研讨会,只有安德鲁•奥哈根是老相识,发言和朗读作品的是维多利亚•格兰丁宁、波拉•伯恩、雷切尔•卡斯克。我不得不惊叹英国文坛新人涌现的速度和规模,并且发现要选准《当代英国小说史》必须增补的新作家及其作品绝非易事。

  我的老朋友多丽丝•莱辛在200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曾经对我说过:必须要有文化交流,相互沟通,才能合作共赢,东西方文化交流要有所选择,取长补短,不要盲目跟风。如今在西方出现了一代“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去满足无止境的非理性物质欲望,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阶级压迫、民族冲突、性别歧视、国家对立、战争灾难、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破坏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使整个世界四分五裂。她恳切地希望,中国的发展一定要另辟蹊径,不可重蹈西方覆辙。

  30年来,我含辛茹苦,把时间和精力贡献给文化交流事业。我的成就微不足道,然而我仍然引以为荣,因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也是难度很大的工作。要比较全面地介绍当代英国小说家这个群体,谈何容易!即使是相对全面地介绍多丽丝•莱辛这一位作家,就要下许多功夫。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以为莱辛的后期创作似乎会向现实主义复归。现在读了她的最新作品《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与《裂隙》,发觉她又从写实手法转向寓言和民族神话。当代作家只要活着,其创作道路就可能会有新的转折。这就是写当代小说史的困难之处!因此,我准备在2012年左右,对《当代英国小说史》再作全面的修订。

  (选自《海归之歌》2009.6,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