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5-29岁年龄段的未婚率近55%，初婚年龄推迟成为普遍现象。2025年，出生人口创下194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结婚意愿低、生育意愿低、单身周期长……如何让青年敢婚敢育？

10月29日中午，上海市政府参事、华东师范大学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吴瑞君携最新研究成果，应邀走进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与社会——参事之声”节目，与主持人高嵩及广大市民一起聊聊青年婚育的话题。

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结了”？

节目开播后，主持人高嵩分享了自己朋友圈的热议留言和现场听众的热烈反应。这些来自普通市民的声音，折射出当代青年对婚育的真实心态。

“婚姻已经不是人生必选项了。”这是许多人最核心的感受。有人坦言，现在的年轻人有文化、有见识、也有主见，加之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婚育观念自然和上一代不一样。多位听众提到，相较数十年前，住房、医疗、教育等支出大幅增长，给青年群体带来显著压力。还有听众粗略算了一笔账，在上海抚养一名孩子至17岁，成本超百万。

自媒体也在放大焦虑。有听众谈到，各类短视频、自媒体营造出大量理想化叙事，反而让部分年轻人对真实社交有了障碍。还有听众认为，部分偶像剧里脱离实际的情节，抬高了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多因素叠加，无形中推高了青年对婚姻的心理预期，也增加了他们步入婚姻的现实阻碍。

催婚更是适得其反。一位听众直言，“这事还能成为讨论的话题？建议别有爹味，越有爹味越不愿意听。”也有人表示，“为了幸福不结婚，离婚也是为了幸福。”还有一位听众分享了对女儿的教育理念，“要是没有养活自己的本事，就千万别结婚。婚姻不重要，自己活得开心最重要。”

不是“催婚”，而是让婚育成为更优选项

面对满屏的听众留言，吴瑞君参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为这场讨论提供了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她表示，当代青年的婚育观念确实发生了变化，婚姻不再是人生必选项，而是一个优先级可调整的可选项。与此同时，家庭的价值观也在重构，“大家对于夫妻双方责任、家庭发展有着多元的理解”。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年轻人拥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

“首先要尊重和理解青年人的想法，”吴瑞君说，“他们为什么不恋不婚不育？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婚姻问题。”她将影响青年婚育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归纳为三类：现实压力、社会比较、未来预期。

“年轻人对未来发展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预期，”她分析道，“就业问题和婚姻问题交织在一起，不少人处于大家常说的‘45度青年’状态，既卷不动、又躺不平。”在此背景下，婚育只是他们人生考量中的一个方面，不能一味责怪他们的生育观念偏离传统。因此，真正要改变的不是做选择的人，而是要改变那个选项背后的权重。通过完善社会制度、优化支持政策，让婚育这个“可选项”在年轻人的人生排序中自然前移，才是破题关键。

系统施策，多维度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政策支持方面，吴瑞君表示，补贴是有效的，但只是一个方面。国外经验表明，补贴要适度，过高反而可能有负面效应。更重要的是，要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差异化支持。“暂时未婚未育的青年人中，有一部分有强烈意愿但没有能力，有一部分连意愿都不强烈。要优先考虑有意愿的人，更精准地触达他们的痛点。”

企业责任方面，建议由政府设立“生育友好基金”，对积极落实生育友好政策的中小微企业给予支持，并将“生育友好型企业”认证与企业申请政府项目、政策支持挂钩，形成正向激励而非单纯的压力传导。

文化培育方面，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推动传统婚育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华文化中，家和万事兴等优秀传统要传承，但要适应当代青年人的想法，推动青年发展，稳定他们的未来的预期。”

环境营造方面，要贯通恋爱、结婚、生育、养育、教育全链条，在公共服务、社交平台等方面提供更多空间，“从恋爱开始就要有所布局”。

激发内驱力，让婚育成为“我想要的选择”

吴瑞君认为，归根结底，要推动婚育从一种社会义务变成年轻人发自内心的自主选择。这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方协同发力，坚持以青年发展为本，给青年构筑更多的确定性预期。

这场关于婚育的讨论，没有简单的答案，也没有轻松的解法。或许正如吴瑞君参事所言，与其催婚催育，不如让年轻人感受到，结婚生子是一件被社会支持着、鼓励着、温暖挺举的事。当“我要结婚”不再是外在要求，而是发自内心的一句“我想”，积极的改变才会真正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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