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明的先发与落后，社会的发展与倒退等问题，一直是人类关注的大议题。西方社会普遍认为西方国家领先的技术、完善的社会阶层、百花齐放的文化成果，共同造就了西方文明优于其他，并决定了西方统治世界的地位，甚至认为究其根本是西方种族的优越性决定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科院研究员吴家睿为我们解读《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逻辑原理，揭示单向历史演化观的局限性。

谁决定了人类社会之命运？

吴家睿 

《枪炮、病菌与钢铁》讨论的是众人关心的一个宏大命题：人类社会之演化。作者在这本600多页的书中分析了地球五大洲不同的人类社会过去1.3万年的历史变迁。该书在1997年首次出版时就引起轰动，迅即于次年获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那么，这本书的主要结论是什么，应该是“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下面我们就沿着这个主要结论看一看作者的思考路径和推理过程。

环境决定论的升级版

戴蒙德攻读的是生理学博士学位，随后30多年主要从事鸟类演化研究。这样的学术背景使得他容易从生物学角度看世界。演化生物学的主流是达尔文进化论，其基本规律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戴蒙德博士显然是基于这个理论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变迁——“因此，我涉足演化生物学的经验对我研究亚力的问题帮助很大”。“亚力的问题”是作者借一位新几内亚政治家亚力之口提出来的：欧洲白人社会与非洲黑人社会的发展轨迹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这正是该书最关注的问题，而且整本书就是要解答这个问题。

戴蒙德博士认为，白人也好，黑人也好，不同人种之间并没有什么体质和智力上的根本差别。他甚至认为，“那些仍在‘石器时代’生活的族群，智力非但不比工业社会里的人逊色，或许反倒更胜一筹”。因此，在生物学方面“人人平等”的前提下，不同社会发展的差别和演化的动力就被归结为环境了：“各大洲上的族群，有截然不同的大历史，原因不在人，而在环境”。

戴蒙德博士在书中把驱动人类历史演化的环境差异总结为四类。第一类是自然资源方面的差异，主要指环境中可以作为食物的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食物越多，能够供养的人口就越多。戴蒙德博士由此还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稠密的人口有利于病菌的演化，进而使这类人群对病菌更有抵抗力。因此，欧洲与非洲相比，在自然资源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进而导致了人口数量增加和人群生理性质的改变。第二类是气候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差异，主要是指影响农业传播的自然条件。由于欧亚大陆在气候和生态环境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食物生产在欧亚大陆上的传播最迅速，而非洲和美洲这两块大陆的生态障碍不利于农作物的传播。这种特点使得欧亚社会形态能够产生迅速的演变，从狩猎—采集社会演进至农业社会。第三类是影响技术洲际传播的地理差异。欧亚大陆的主要轴线是东西向，没有显著的地理与生态障碍，与外界沟通较为容易，这使许多发明可以从欧亚大陆上的一个点迅速传播到同一纬度的另一个点；非洲和美洲的主要轴线是南北向，其地理与生态障碍使得其与外界的沟通比较困难，导致技术发明难以在非洲和美洲流通。第四类是各大洲在面积或人口总数上的差异。面积越大、人口总数越多的洲，就有可能出现更多的发明家，导致更大的竞争和新发明的压力。欧洲大陆的枪炮和钢铁显然就是由这样的技术创新压力而来的。

戴蒙德博士对环境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属于“环境决定论”的观点。“环境决定论”最初由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在19世纪末发表的著作《人类地理学》中提出。该观点认为，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其活动和发展受到地理环境的支配，而位置、空间和界线是支配人类分布和迁移的三个主要地理因素。戴蒙德博士对“环境决定论”有着明确的认识：“环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响社会的发展，这当然不是新观念。然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却嗤之以鼻：有的认为它不是错了就是简化了实况；有的觉得它同环境决定论无异，不予相信；有的干脆把解释全球族群差异当成无解的难题，束之高阁。但是，地理的确会影响历史，问题在于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可以解释历史的普遍模式。”作者认为，随着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等各门新学科的出现与发展，“以新的观点解答这些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人类社会演化的单向因果链

戴蒙德博士在该书“开场白”中的第一段话是这样写的：“这些差异是世界历史中最基本的事实，但出现差异的原因不明朗，且有争议。”因此，作者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寻求人类社会演化的因果关系。在作者看来，历史研究中的因果关系可以分为两类：近因和终级因。近因是指与历史事件直接关联的因素，而终级因则是指影响或决定世界大历史的模式，“历史科学研究的是近因与终极因的因果过程”。作者在书中对近因给予了充分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对近因已有腹案：有些族群着了先鞭，发展出枪炮、病菌、钢铁，以及其他增进政治、经济力量的条件；有些族群什么名堂都没搞出来”。重要的是，作者更为关注终极因，“找出近因后，自然引出终极因的问题：为什么枪炮、病菌、钢铁站在欧洲人这一边，而不是非洲土著或美洲土著那一边”，“分析近因是本书比较容易的部分，困难的是找出终极因。哪些终极因导向了近因并带来了这样的结果”。

戴蒙德博士在图4.1绘出了造成欧洲文明社会与非洲文明社会发展和变迁路径差异的因果链示意图，即大陆轴线方向分布等地理条件和野生动植物数量等生态因素是造成历史差异的终级因。这些环境“终级因”导致了这两个大陆食物生产的差异，食物生产差异的“次终级因”则造成人口数量和密度的差异，人口差异进而成为导致两个大陆在病菌演化、技术发明和社会结构等方面产生差异的近因，其最终结果就是欧洲人通过枪炮、病菌与钢铁征服了非洲大陆。作者是这样强调的：“非洲与欧洲的历史发展不同，终极因是两大洲的族群继承的不动产不同”。

虽然戴蒙德博士在书中把环境因素视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因，但他也认识到环境因素不可能是唯一的。他在该书的“开场白”中写道：“本书充其量是指出了几组环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亚力的问题。然而，找出那些因素，更凸显出我们没有把握的部分，若要厘清，还有待未来的努力。”在这些难以把握的因素中，作者特别指出了与环境无关的文化因素：“这些例子都在围绕文化特异性的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那些文化上的特异之处与环境无关，刚发展出来的时候似乎无足轻重，却可能演化成影响深远、屹立不摇的文化特征。文化特异性的意义，是我们目前还无法作答的重要问题。”

让戴蒙德博士难以回答的问题——文化在人类文明演化中扮演何种角色，在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出版的一本译著《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文化如何驱动人类进化并使我们更聪明》中正好有着系统和深入的讨论。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系教授约瑟夫·亨里奇认为人类是“文化物种”，他在该书中这样写道，“不同于其他物种—人类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并沉溺其中”，因此，“一旦这些实用的技巧与经验经过数代人的传递得到积累和提升后，自然选择就会青睐那些更好的文化学习者”。

戴蒙德博士在该书的图4.1中把历史因果链描绘成“单向”的：从终级因“环境”导出“食物生产”，进而导出枪炮、病菌与钢铁等近因，最终结果就是欧洲人征服了非洲。然而，亨里奇博士却在人类文明演化过程中发掘出了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首先，人体的生物学特性与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相互作用，他称之为“文化—遗传的共同演进”，“这种文化学习能力也引起了整体文化知识的积累与形成的遗传演进之间的互动，并持续对我们的人体结构、生理机能与心理状态产生影响”；此外，“文化通过衍生出各种社会规范改变了人类基因所处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享里奇博士在他的书中提出，“集体智慧”是人类文明演化的真正推手：“人类取得成功的秘密不在于个人智慧，而在于所在群体的集体智慧。集体智慧是综合了我们的文化与社会性质后共同形成的。”因此，在享里奇博士看来，“集体智慧的核心内容能够解释为什么相互往来更频繁的社会能够产生更先进的技术”。由此可见，各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要认识到戴蒙德博士那种基于环境终级因的单向历史演化观之局限性。

 选自《上海参事》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