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我被应勇市长聘任为市政府参事。感谢参事室这六年来多方面对我的关照和帮助。在任职参事期间，我与各位参事在公私场合有不少接触，各位参事都是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翘楚，在参政议政方面受到他们很多启发；参加了参事室组织的难以计数的高端报告和研讨会，获益匪浅。我还由参事室推荐，获得2021年上海市统战工作先进个人、2022年全市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二等奖以及集体三等奖等奖项。

  参加参事工作的最大收获之一是换位思考。记得市委统战部的一位领导讲过，研究者要多点行政思维，而做行政的要多点学术思维，这样处理问题就会比较全面。而参事室正是培养此种双向思维的最好地方之一。

  今天主要与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经历和体会，希望对大家有启发。

  首先谈经历。

  我在上海出生，祖籍嘉定，上海70届初中生，基本上没有受过中学教育，那时的课本叫工农兵基础知识之类。1971年16岁时，随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工作的母亲到“大三线”贵州遵义061基地当学徒工。当时市六院在那里援建了417医院，我则分配在离该医院100多公里外的653厂机加车间当钳工。当时大三线厂房的选址原则是要像“羊拉粑粑”那样，在大山里东一堆西一堆的，主要应该是为在战时防空袭。

  1977年恢复高考，我取得了贵州遵义考区的优异成绩。此前在1973年还参加过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唯一一次入学考试，成绩足以被当时定点在061基地招生的三所高校即北京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和南京航空学院录取，但那年这场招生考试中发生了张铁生“白卷事件”，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自然算“成份”不好，故与“国防七子”失之交臂。1977年高考，我填报的志愿分别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以及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最后因各种原因，进了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师从刘绪贻先生攻读美国史硕士学位。1985年春，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回到离别14年的故乡上海工作，被分配到刚成立的复旦美国研究中心以及国际政治系任教。

  我于1986年8月赴美留学，入读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系。当年入学普大的推荐函之一就是我家邻居、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谭其骧先生用毛笔写的。据说当年普大招生办破天荒地收到这份中文推荐函后，请该校东亚系名教授刘子健先生来鉴定，结果自然是达到了推荐函的最大功效。可惜现在已无法获得谭先生这份珍贵文物级的墨宝。1994年4月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我未等到参加毕业典礼就启程回国。其实自1985年以来我一直是复旦大学的在编教师，至今已逾38年。

  我的这些经历可总结的主要有二点：一是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冲刺，起步慢起点低没有关系，关键在于耐力和坚持，而这个过程往往孤独和艰苦的，杨振宁教授所说的“孤持”就是这个意思；二是要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否则前途受限。在国外可以成为中产，拥有稳定的大学教职或其他职业，但并不能真正成就理想，也没有多少政治地位，更谈不上参政议政。当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后不久，中心就派送7位青年才俊赴美留学，个个才识过人，就读的是清一色美国顶级名校。但由于各种原因，最后学成归国的仅我一人。对我来说，回国服务是一个正确选择，不仅获得了良好的工作环境以及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因此得到许多学术和政治荣誉。

  其次讲体会或者心得。

  第一点体会，就是要勇于创新。2019年我们全家去四川巴中通江县参加支教，顺道去通江县毛浴镇瞻仰镇上著名的红军标语墙，该标语墙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标语墙上刻有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毛浴镇召开的全军党政工作会议颁布的“红军训词”，一共16个字，即“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其中“创新”一词虽出典古籍（如《南史·后妃传上·宋世祖殷淑仪》），但其现代意义上的使用，尤其是在革命斗争年代的使用，“红军训词”应该是相当“前沿”的，从中也可以窥见当年红军排艰克难，最后取得胜利的部分奥秘。

  创新可以说是任何工作的精髓或灵魂。现在大学要求引入战略性人才，所谓战略性，就是指你的研究工作不仅是意味着量变，而且是质变；不仅有微观的细节而且有宏观的视野，做社会科学研究则更要与国计民生发生密切关系。“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术工作难的就是要跳出舒适区，不断挑战自我，始终保持思想性和创新性。

  第二点体会，是要心系一处。除非是通才，否则做学术工作尽量不要摊大饼、打开花弹。学术研究有若干种运作模式，比如“圈地论”，就是要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做深做细，使这个领域成为自己的专长，树立学术人设；又如“积木论”，就是要靠积累，就像搭积木，只要不断努力总能聚“木”成塔，水到渠成；再如“母鸡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以此来形容领队或团队作用，就像母鸡看到哪里有食物就招呼一群小鸡来觅食一般。这几个模式，其实都强调突出重点，持之以恒，终有成果。

  第三点体会，是要敬畏平实。为学之道并无锦囊妙计，不过要有敬畏和平实之心。我特别喜欢语言学家吕叔湘的一首七言诗：“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吟八阵图；洗尽铅华呈本色，梳妆莫问入时无。”敬畏平实就是不要弄虚作假、哗众取宠，特别在这雁过留痕、风过留声的互联网时代。我也特别欣赏陆游的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敬畏平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做好调研，身体力行，以调研促实干。这与本次座谈会“谈、讲、促”主题非常吻合。

  第四点体会，是要有大局观。杨洁勉参事曾说，作为一个好学者，要具备以下意识：即超前意识、大局意识、咨询意识、机遇意识、全局意识、公共意识、风险意识。我在我的团队也倡导多个结合，即结合天边和身边、天下和脚下，文献与田野、学术与对策，讲的也是这层意思。

  参事室主要有两种功能，即政策咨询功能和统战联谊功能。目前政策咨询的功能越来越突出，“促实干”就是要充分发挥参事作为市政府智囊的作用。我长期在智库工作，我把这些年做智库研究的经验总结为“五性”，即战略性、前瞻性、敏锐性、政策性、时效性。相信这些经验对于参事室抓好建设、发挥更大作用，同样有帮助。

  我的参事生涯不久就期满结束了，但我还会在复旦大学继续做学术和教学工作。所以现在还远不是“停车坐爱枫林晚”，而依然是“不待扬鞭自奋蹄”。希望以后仍有机会与大家一起做事。

  作者简介

  徐以骅，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宗教与国际关系、美国宗教等教学科研工作。

    选自《上海参事》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