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李昌道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沪举行。港澳法专家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参事徐静琳教授发表了演讲。

以下为徐静琳教授的演讲全文。

    

各位领导和专家，大家好！

李昌道先生既是法学大家，又是社会知名人士，曾经担任过诸多社会职务和领导职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今天，在教师节举办李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是非常贴切的。

李先生的一生，就是以教师为业，以治学为本，无论在从政岗位还是身居要职，无不展现了其谦虚、勤奋、严谨和博学的学者本色。

我与李先生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即1982年的武汉大学，在改革开放后举办的外国法制史第一届年会上。作为文革后首批毕业的大学生，我刚刚走出学堂，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老少学人欢聚一堂，见到了不少学界大家，如陈盛清、潘汉典、林榕年、徐轶民先生等。当时学术界如沐春风，个个意气风发，无论在会上还是会下，复旦大学的李教授像其他学者一样，侃侃而谈，争相发表高见，大家都看到了中国法学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希望。初出茅庐的我，一切还在新奇的学习之中，而李先生在英美法系领域的研究已有了相当的积累和影响。

我向李先生学习和交流最多的领域，还是在“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方面。由于比较法的学术基础，可以说，我们成为国内最早涉足“一国两制”理论和港澳基本法的学者之一。记得1987年李先生接受重任，将赴香港新华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定和研究工作，临行前专门与我联系，探讨香港法治的背景。实际上我那时还未去过香港，但之前与同仁通过查阅资料写了本《香港法简论》，从这一件小事，足见李先生不耻下问的谦虚和好学。李先生在香港期间，结交港人，研究港情，很快融入香港社会，在香港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其犀利的分析、精辟的观点，震动了香港法律界。在港短短几年时间，先后出版了的多部作品：《香港法制漫谈》、《30常用香港法例新解》、《香港基本法透视》，可见先生适应新环境的效率和悉心耕耘的勤奋。当时到过香港学习和工作过的人不少，但是像李先生这样，能够充分抓住机遇，勤于学习和研究问题的为数不多，更何况他早已年过半百，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着实令人敬服。

1990年香港基本法颁布后，李先生从香港回来，立即投入了迎接香港回归的法制准备工作。李先生组织和带领上海中青年学者，先后出版了《香港政制和法制》、《香港法律实用全书》、《香港政制体制研究》等，在相当程度上为填补国内对香港法治研究的空白做出了贡献。在香港回归前后，李先生主要开展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深入推进香港基本法的理论研究，如《教师认识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委托香港浸会大学的项目）、《创造性的杰作—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为基本法教学和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为上海各界宣讲和普及“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发挥了积极的社会效应。我有幸参与了上述著作的撰写和社会宣讲，从中领略大师的风貌，感受丰富的法治内涵，同时也获得了社会历练，由此，我感恩大师的提携，感恩时代给予的机遇。

学习李先生的学术思想及方法，我认为其精髓就是，运用法学原理思考社会问题，学以致用，为社会服务。从李先生各个历史阶段的学术研究和参政议政的成果来看，理论联系实际，跳出学术研究问题，是其学术生命力所在。从李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法律人的社会责任。我在港澳基本法研究领域摸爬滚打也有数十年了，运用法学理论思考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也成为我治学的基本方法。通过言传身教，我认为，从李先生身上汲取的不只是学养和精神，还有良好的学习方法。

“一国两制”是一项开创性事业，不仅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国策。香港回归已有24年，“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丰富和完善“一国两制”2.0版，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李先生已步入耄耋之年，依然思维敏捷、高瞻远瞩，心系香港。前几年李先生在复旦期间，就香港发生的一些案例，我们会常常交流和切磋意见。2019年李先生送了我一套珍藏多年的资料（香港基本法起草小组对条文的争议意见），告诫我研究基本法一定要理解立法背景，了解每个条文形成时的争议意见，牢记“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初心。疫情期间，李先生心系祖国，每次通电话，他总会提到香港局势及基本法研究动态。我们认为，“一国两制”构想是理想的，其实践有完善的空间，因此，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把握香港的战略定位，思考“香港再出发”的治理思路，应成为基本法学者新的历史任务。

今天在这里研讨李昌道先生的学术思想，年轻学者和律师共济一堂，一起重温先生的教导，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又回到了共同奋斗的昨天，分外亲切！

衷心感谢主办方创造了这样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衷心祝愿李先生健康长寿、学术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