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15日上午举行的“汲古慧今：中华文化的根脉与传承”2017年沪台研讨会暨第三届海峡两岸古籍高峰论坛上，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做了《中华文化与古籍保护》的主题演讲。

　　

　　我非常赞成这次论坛的主题，因为古籍传承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崇高的精神。在还没有书籍、纸张、印刷术之前，我们的先人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把他们认为需要传承给子孙后代的内容，需要向上天、向祖先报告的内容，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器上、刻在石头上。所以，青铜器之所以被称为国之重宝，不仅有它物质方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历史文化信息。比如“中国”这两个字，目前发现的最早记录是周成王时期铸造的一件青铜器，这上面出现了“中国”这两个字，使我们了解原来最早“中国”的含义，就是在天下万国中间，最重要的、最中心的“国”，即当时最高统治者所在的“国”。所以我们才有条件研究“中国”这个词怎么演变到今天。

　　有了纸、有了印刷，古籍的保存条件要好得多，承载的信息也大得多，也得到了更广泛的普及。但是历代的天灾人祸，一次次地使中国典籍濒临毁灭，但又一次次地依靠我们先民的智慧和勇气，依靠知识分子的担当，依靠广泛民众的守护，大多数典籍得以保存到今天。当年乾隆下令抄写的《四库全书》分别保存在几个地方，其中一部保存在杭州的文澜阁。在太平天国战乱时期，杭州几次易首，造成这部典籍大量失散。战后通过当地人的共同努力，基本把它补抄全了。抗战时期，当时的浙江当局和图书馆为了使这部典籍不被再次毁坏，把它转移到了山区，战后又回到杭州，至今保存完好。

　　抗战期间，我们有很多重要的典籍西迁，或者隐藏在当地，在大家的努力下，基本保存完好。比如有一部佛教重要典籍《赵城藏》，原来放在山西霍山广胜寺，日本侵略者欲蓄意抢劫这部典籍，当时八路军冒着生命危险把它转移到一个煤矿里，现在完整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且已整理出版。

　　由于内战的原因，一部分古籍图书被转移到台湾，但是有赖于两岸有识之士，有赖于民众对古籍的珍视守护，基本上都保存完好。

　　在特殊情况下，有些典籍流落海外，但是因为中华文化、中国历史巨大的影响和魅力，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比如清朝末年，我的家乡湖州藏书达到顶峰。著名的藏书家陆心源搜集了大量的宋本，他把藏书楼命名为“十万卷楼”，藏书以富宋元刊本而著称。后来他儿子陆树藩做事业亏了本，濒临倒闭，不得不把这部分书出让给日本。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但是这些书到了日本，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珍爱，直到现在一本也没有缺失，保存得非常好。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古籍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力量。可见古代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中国学者同样也利用各种机会，在历史特殊情况下，把海外流失的中国古籍搜罗起来，甚至保存了日本、韩国、越南他们自己的汉文古籍，以及汉文的文书。

　　清末民初，著名书法艺术家杨守敬担任驻日大臣黎庶昌的使馆随员。当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一度不重视汉学，把中国文书当做废纸，市场上除了中国古籍，还有大量的日本古书。杨守敬、黎庶昌就大量收购这些中国已经失传的古籍珍本，并汇编成刻印《古逸丛书》。因为钱不够，杨守敬还拿中国的碑帖，甚至拿自己的书法跟日本换回了许多用金钱所无法买到的珍本，还搜集了大量日本人当时抛弃的汉文文书。其中一件是日本光明皇后手抄的佛经，由杨守敬带到中国，现在完好保存在上海图书馆。

　　十几年前，日本学者来沪，我介绍他们到上海图书馆欣赏这一件珍贵文物，他们叹为国宝神品。要是没有杨守敬这样的眼光，这件国宝早就在日本消失了。所以在今天，尽管我们的不少典籍散落在海外，不无遗憾，但是所有珍视、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都在为我们的古籍保存、研究提供条件，有的已经突破了历史的局限。比如《永乐大典》当年失散，其中一部分被八国联军抢去。这些年来，有的国家把它归还给中国，有的主动公开让我们复制，所以《永乐大典》现在能够重新出版、整理。

　　我们要有这个认识，中国的古籍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珍贵的遗产，也是世界人民的珍贵遗产。我们没有理由把古籍保护封闭、局限在自己这里，我们要跟海峡对面的同道、同行共同保护、整理研究这些古籍，也包括海外一切热爱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包括珍惜古籍的人，我们一起来守护、研究古籍。

　　现在的古籍保存条件已经非常好了，不必担心在我们这一代古籍再流失、再毁坏。比如复旦图书馆这些年一直在做这些工作，专门成立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继承传统的修补技艺，还与物理、生物、化学相关学科最新的科研成果结合起来，用科学的方法使这些古籍能够得到长久保存和利用。另外，很多图书馆都将这些珍贵的古籍实现数字化。

　　但是，“古籍精神”的传承，并不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步进行的。我们的古籍之所以能够保存到今天，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先民不惜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传承下来的。比如说，秦始皇焚书的时候，有一位秦朝的博士伏生，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尚书》等珍贵典籍藏在自己家的墙壁中间。战乱平息后，他回到家发现这个墙壁毁了，《尚书》大部分失散了，只留下29篇，幸好他已经背下来。到他90岁时，朝廷得知他能背《尚书》，就派人来做记录，尽管由于他年岁已高，口齿不清，只能由女儿翻译出，再加上晁错是河南人，并不能完全听懂伏生的山东话，但是《尚书》主要的内容，就伏生这样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的人，才得以传承。

　　今天，我们要保证古籍的传承，在物质条件上已经没有困难，但是在精神上还有不少的障碍。比如很多人看不懂文言文，怎么把古籍中蕴含的精华做出现代的解释，使青年们能够接受，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我本人生长在一个以文化藏书著名的小镇——南浔镇，我第一次接触到《论语》，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那时我10岁，姐姐进了初中，当时的初中课本分两册，一册叫做文学，一册叫做汉语，这个文学课本上选编了大量传统文化内容，其中第一课就是《论语》的“学而时习之”，也就从那时起培养了我对古文的兴趣，可以说是终身受益。

　　所以，古籍保护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物质部分，更重要是要传承古籍所蕴含的精神，这个重点不仅在学校，更应该面向公众，面向年轻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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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5日，“汲古慧今：中华文化的根脉与传承——2017年沪台研讨会暨第三届海峡两岸古籍高峰论坛”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此次论坛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上海图书馆主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上海东亚研究所、台湾古籍保护学会协办，上海教育电视台、台湾《旺报》社支持。两岸知名专家学者150人参会。本次会议聚焦中华典籍和文化传承，通过两岸学者共同研讨，通力合作，进一步促进沪台城市间的文化交流。

　　沪台研讨会始于2011年，至今已举办六届，历届主题均与政治、经济有关。两岸古籍高峰论坛从2015年开始，至今已举办两届。本次会议通过两岸交流、跨界合作，深入挖掘中华优秀文化，携手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并着力激发两岸青少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进一步普及和传播中华文化知识。

　　整理/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