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11月12日，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共同主办了“数字化转型：未来工作、人才培养与社会保障”研讨会。上海市政府参事石良平、德国卡塞尔大学博士萨穆埃尔·格里夫分别作主旨演讲。在“数字化与未来工作”“数字化与人才培养”“数字化与社会保障”三场主题论坛上，中德专家共同研讨数字化转型发展的行动思路，分享观点，开展互动讨论。

 

迎接数字经济的挑战

市政府参事 石良平

 

　　一、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数字经济不是新提法。1996年，美国经济学家泰普斯科特出了一本《数字经济时代》，后来美国连续三年以“数字经济”为主题发布了三份研究报告。2016年9月29日，G20杭州峰会通过《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其中对数字经济作了明确定义：数字经济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个定义告诉我们，数字经济发展到现在，呈现三个特征：一是平台支撑，平台出现后推动了全社会数字化，为个体小微企业提供了可负担面向全球网络的数字个体基础；二是数据推动，数据成为了数字经济的新能源，成为了大众的一种交易方式，出现了数据的深度挖掘，全新的商业模式不断诞生；三是普惠共享，普惠共享成为了数字经济的新价值，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特点实现了普惠科技、普惠金融和普惠贸易。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非常快，已经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22.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30.3%，同比增长超过18%，对GDP贡献率达70%。

　　数字化转型有四大特点：一是规模经济特点变化。在工业化时代，规模经济通过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但扩大规模是有边界的，到了一定规模后成本反而会上升。现在通过网络外部性扩张，网络经济的发展会出现爆发性增长。今年“双11”，天猫成交量为2135亿，以前哪个企业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二是范围经济特点变化。工业化时期，规模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同时生产两种以上的产品，通过两种以上产品交替达到效率的进一步优化，这叫做范围经济。在数字经济情况下，规模效应可以无限发展，范围经济条件转到了用户的数量规模上；三是交易成本显著下降。网络的发展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大大降低契约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和监督成本；四是创造性毁灭。一个新物种的诞生会毁灭许多老物种，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服务。比如，微信对短信业务产生毁灭性打击，现在又开始影响通话业务。

　　数字化转型还有四个趋势：一是价值链数字化趋势。现在跨国公司不仅仅是在线上开办市场，更多的是开始提供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以后跨国公司的发展随着数字化转型越畅通越前沿，对全球的影响就越大；二是制造业服务化趋势。跨国公司的价值链早期是被切开后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现在是把整个生产外包，出现了没有工厂的制造业。有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以后，制造业的核心部分变成了服务，很多制造业企业开始出售服务而不是出售产品。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三是价值链去中心化趋势。工业化时期，不同的行业之间靠中介连接。在数字化转型中，厂商直接跟上游和下游的厂商和客户联系，去掉了许多中心环节，中介开始萎缩。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今后可能逐渐消失，因为以后的大型制造企业从事的就是服务业；四是生产定制化趋势。3D打印机等技术完全体现了柔性化、定制化、个性化。

　　二、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目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美国、中国和日德三个板块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领导前沿信息技术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一些核心技术掌握在美国公司手中；中国处在信息消费大国阶段，将领导应用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那些基于人和海量数据的技术应用发展得非常快；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制造大国，产生了许多颠覆性的生产组织方式和信息交互的技术，将领先制造数字化的发展。

　　中美两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分别表达了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两条典型路径。如果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科研、数字公共服务、数字产业生态和数字消费者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中国现在基本处于数字消费大国的阶段，生态环境较好，但在科研、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较美国还有很大差距；美国由于拥有众多大型数字经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影响力被不断放大，如Facebook每月活跃用户数已超过20亿，服务了全球27%的人口。美国采用高频创新-产品全球化路径，信息技术领域基础性研究、应用型专利、技术的商业转化能力均全球领先。中国采用独特的用户数字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道路，拥有独特的数字消费者群体，各种数字应用渗透率都位居世界前列。

　　现在中国人均GDP排全球60多位，但为什么数字经济指数是全球第二？因为中国具备以下优势：一是拥有阿里巴巴、腾讯等世界级跨国公司；二是拥有全球最大的网络支付市场；三是拥有全世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四是正在建设全球最大的量子计算研究中心；五是正在开发新型卫星导航系统；六是人工智能科学家人数在全球数一数二；七是互联网用户超过8亿，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人工智能对现代数字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美国有一个人工智能促进协会的年会，这大概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1980年首次举办时，没有一篇中国的论文。到1998年中国才有了第一篇论文。而今年2月在美国新奥尔良召开的2018年大会上，中国提交的论文数已经超过美国（前者1242篇，后者934篇），收录的论文数量中国仅比美国少三篇。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规模。机器学习需要大量数据，中国在这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三、积极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挑战

　　我认为有四方面问题：一是如何运用大数据引导市场的良性发展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大数据的运用需要技术人员的开发，也需要专业水平的管理，必须有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合作协同与共同参与。中国在政府与民间的数据开发合作上还没有形成良性机制；二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倒逼政府原有服务模式的改革。比如共享单车、约车平台等，原本提供了更好的资源配置方式，现在却出现很多混乱局面，这对政府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三是要缩小数字鸿沟带来的潜在不均等。数字经济对个人来说是有门槛和成本的，那些中低收入人群、老年人群可能享受不到数字经济的成果，形成了数据鸿沟，需要政府帮助以消除鸿沟；四是有效运用大数据时要确保个人隐私。这一点很重要，但现在恰恰是个大问题，各种信息诈骗和窃取隐私的行为不断发生，需要正视这个问题并设法解决。

　　最后，我想用著名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所写的《后谷歌时代》这本书中的一句话，来表达一种激励和向往：“人类社会正在进行一场数字化大迁徙，我们正在网络世界、虚拟空间里建立一个数字化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可能蕴藏着比物理世界、现实世界更大的财富宝藏。互联网、区块链、增强现实技术（AR）、虚拟现实技术（VR）、人工智能（AI）等各种各样的新技术都是人类驶向数字世界的帆船。我们一定要争做数字世界的新移民，不要做物理世界的旧遗民”。

 

 

德国经济的数字化进程：何去何从？

德国卡塞尔大学博士 萨穆埃尔•格里夫

 

　　工业是所有价值链的核心，工业发展是所有其他发展的基础。德国一贯关注工业发展。1991年至2016年，在世界各国创造的社会价值的工业占比比较中，美国的工业占比约20%，而德国的工业占比则高达25%以上。现在工业领域开始了数字化转型，这促使我们将工业4.0确定为新的目标，并将其作为德国经济后续发展的关键。人类历史上有三次工业革命，工业4.0很可能是一个颠覆性的行为，意味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认为，工业4.0的核心特征应该包括：贯穿生产全流程的智能连接，包含价值链所有元素全面实时的联网，分布式、自动化、个性化的实时生产，信息、通信技术的相互作用体系，工业生产链的自我调整能力。

　　大家知道，德国实行的是“莱茵兰”合作资本主义，强调企业对职工的责任，以产品质量和服务为企业竞争的着眼点。其核心内容包括：生产多样化的优质产品、各个行业的专业化、研究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的产业、实力强劲的中小企业。

　　德国95%的企业是中小型企业，技术实力强劲，同时也是生产力发展和创新的主要推动力。但随着数字化进程加速，这些中小企业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第一，这些中小企业资源配置不足，增长潜力有限；第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形势不容乐观。比如，IT领域中，Facebook等来自美国，百度、阿里巴巴等来自中国，而德国没有这样大型的IT公司，德国企业面临巨大挑战。

　　德国政府十分关注数字化转型。德国一直主张利益相关各方的合作参与，在数字化转型中也是如此。社会、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专家都参与了相关政策的制订。同时，德国政府通过和各类协会的合作，共同监管行业行为。一开始，德国更多关注的是技术问题，关注工业4.0带来的发展机遇。比如，工业4.0能够节约制造成本，提高制造效率，提升物流效率，满足更个性化的客户需求，提供更好的生产后期服务，提高客户忠诚度，从而扩大德国作为高品质工业产品生产国的影响力等。后来，除了关注数字化技术外，还从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全盘考虑，分析数字化转型造成的影响。

　　一、公司规模对实施工业4.0的影响

　　研究发现，像德国电信Telekom T-Labs、博世Bosch等大公司，有实力在数字化方面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尝试和实验，而很多具有很强技术实力的德国中小型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虽然创新驱动力很强，但在投资方面却很谨慎克制。主要有五个原因：第一，德国中小企业和大公司之间缺乏协调与沟通，难以获得大公司的数字化经验；第二，目前的数字化还缺乏约束性标准，存在不确定性；第三，70%的中小型企业认为，数据安全性和兼容性问题难以解决；第四，约50%的企业表示，缺乏数字化基础设施；第五，中小企业资本有限，不愿冒风险投入数字化尝试，而风险资本供给很少。

　　面对这些问题，2015年，德国建立了工业4.0平台，将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学术界、工会都囊括在内。希望通过这一平台，创造条件加快工业4.0技术的应用，提供模式化、标准化解决方案，让所有的德国企业在成熟的技术框架下加速发展。同时，还通过这个平台，讨论工业4.0涉及的网络安全、法律条件等相关议题。此外，我们还于2015年3月3日在柏林建立了“未来工业”联盟。联盟的宗旨是建立一个政策框架，提高社会对工业现代化的接受度。联盟成立了5个工作小组，分别关注有吸引力的产业、投资潜力、未来工作、增值结构、国际竞争力等5个方面。希望通过他们的工作，让社会更多地接受工业4.0，提高民众接受度。

　　二、工业4.0对社会、工作的影响

　　首先，会对工作岗位产生影响。德国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BIBB)和德国就业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 2016年共同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预计到2035年，由于数字化会失去146万个工作岗位，车辆及机械工程类专业尤其严重；但与此同时将会创造140万新的就业岗位，总体基本持平。因此，在数字化的进程中，我们其实并不需要担心就业岗位的消失，需要面对的是就业岗位的变化，以及针对新岗位需要做的再就业培训和职业教育。

　　其次，会对职业能力产生影响。在数字化进程中，人们会发现，原来掌握的职业能力可能已经贬值，无法适应新的局面；新的工作岗位对职业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软技能越来越重要；对职业能力的要求越来越呈现为两极化，即只剩下高级技能或者最底层的基础技能工作，中间段消失了。

　　要应对这样的挑战，需要一个职业能力整体培养战略。在政府层面，德国联邦劳工部发布了《劳动4.0》白皮书，将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作为核心行动领域，将工作重心从失业保障转移到就业保障，通过就业中心帮助劳工进行能力培训，避免失业。在工会层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出台有关职业能力培养的集体协议，提出职业深造和进修的权利，保证用于职业能力培训的时间，加强在培训和进修方面的共决权等。从另一角度来说，雇主们也希望雇员能够提高职业能力，应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三、平台经济带来的新变化

　　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平台经济，大量的劳动者通过平台开展工作。按照工作类型，可以将其分成云工作（Cloud-Working）和零工（Gig-Working）两种形式。云工作是指不受工作地点限制，直接在网络上进行的工作；而零工是指通过网络接单与结算，但在实际空间内进行的工作，如外卖等。很明显，不论是云工作还是零工，平台运营商和工作者之间的权利和风险显著不对等。平台上的工作者属于自雇人士，没有雇员身份，缺乏法律和社会的保护，不属于社会养老保险、最低工资保障或劳动保护法的范畴，劳动条件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也没有相关的工作福利。当然，这样的工作岗位也意味着新的就业和收入机会，极具自由度和灵活性，是以前被排除的部分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途径。但不管怎么说，平台运营商及其缔约方相对来说占据了强势地位，其利益不大会受到损害，就业风险基本由劳动者承担。

　　面对这一情况，德国工会提出，法律上要对这样的劳动者重新解释和定义，确认他们的雇员身份，并明确平台和任务委托方的雇主身份。同时，要将平台工作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由平台或者雇主支付社保费用，明确最低薪酬、劳动条件、分享版权利润等劳动保护法所确认的劳动者权益。与此对应，德国政界也有相关举措。在德国联邦劳工部的倡议下，2015年至2017年开展了“专家研讨+社会对话”的双重对话进程。讨论明确了大量的具体问题，比如平台劳动者究竟是传统的雇员还是需要新的定义、平台运营商委托订单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费用由谁支付、是否有参与工会谈判的权利等。最终出台了《劳动4.0》白皮书。我们依托对话，通过政府与社会的交流，使企业、工会、专家、劳动者等所有重要的行动方都参与进来，希望找到对“劳动”和“劳动世界”的新诠释。

　　总而言之，数字化/工业4.0是新经济周期的基础，数字化转型已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我们认为，要塑造数字化转型，需要早期介入研究，这才有助于找到设计入手点。同时，此类研究不能仅局限于狭义的技术层面论证，而是需要共同思考技术和社会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作为协作方、协调方，将相应的雇主方及从业人员、专业研究者等所有人整合到一个平台上进行沟通，会起到极大的作用。

 

 

数字化转型与未来工作

维尔纳·艾希霍斯特 陈宏民 王栋

 

　　数字化转型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职业领域和劳动形式，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未来工作带来的影响。在关于数字转型影响的争论中，有些人预言数字经济在未来是创造工作岗位的发动机，有些人则担心自动化的发展以及不稳定就业关系的日渐增多会使更多人失去工作。

　　一、数字化：德国的行动思路

　　维尔讷•艾希霍斯特（德国未来工作研究所欧洲劳动力市场与社会政策协调员）：讨论数字化转型对未来工作所带来的影响，不能只关注技术问题，关注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的变革，还要关注政策方面或社会方面变革的影响，因为技术和社会的变革过程是紧密相连的。

　　据OECD组织统计，数字化转型中，欧洲各国的工作都面临重大变化的风险，德国是受自动化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从事某些工种的劳动者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或压力，必须进行调整和转型，才能在劳动力市场上重新站稳脚跟。很少有岗位能完全跟上数字化的步伐，一些传统产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传统制造业受到的冲击可能是最大的，而卫生健康、教育等社会领域职业受到的影响较轻。

　　根据我们的研究预测，世界未来劳动力市场可能不会有大量的失业人员，更大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工作岗位的重组和转型。预计未来十年的就业人数将保持稳定，数字化对就业水平的总体影响是适度的，但仍有五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劳动力供求在结构上和职业上发生深刻的变化，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增加，中等技术人群的前景不明；二是“渐进式创新的德国多元化质量生产”与“数字化工作和在线平台的潜在破坏性变化”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三是企业层面上的集体劳资谈判和共治有助于为变化提供组织上的支持，但这些机制的影响范围正在缩小；四是动态的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群体的日益老化这两种现象的交织；五是平台的发展使自雇人员的数量日渐增加，社保资金可能受到影响。

　　2015年至2017年，德国联邦政府发起建立了与劳资谈判方和社会专家的对话机制。主要目的是在利益相关方充分参与的基础上，审查劳动力市场规则、配置资源和社会政策现代化的要求和可能性，从而促进建立一种面向未来的决策过程。讨论的议题包括：不同灵活劳动形式的平衡组合；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和流动，包括终身学习；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健康的工作条件；有效的社会保障等。对话历时两年时间，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一是终身学习，要求所有的员工享有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权利，所有部门和职业都必须有更多的数字化素养，以跟上技术的快速发展；二是工作时间的灵活性，由于新工作方式的产生，劳资双方需要确定新的工作时间模型，在工作灵活性和无限加班之间取得妥协；三是健康，数字化转型造成使用电脑的时间增多，员工的压力越来越大，需要更多关注劳动者的心理负担；四是社保体系与自由职业，工业4.0时代产生了很多自由职业者，必须针对自雇人员的需求和特点，制定新的社会保障政策；五是实现工业4.0过程中，虽然通过自动化等先进技术解放了很多的劳动力，但同时造成很多工作岗位的消失，需要培养这些员工新的劳动技能，提供参加劳动的新机会。

　　劳资对话中，各方观点也有一定的区别。工会对这个主题非常有兴趣，也比较支持政府的倡议，认为在员工的就业状况、社保、收入等方面存在很大的监管需求。雇主则普遍认为，他们已经认识到了数字化的重要性，但现在的相关法规其实已经足够了。政府认为，为提升资质进行投入，尽早改变社会和个人对继续教育的看法，这两者势在必行，利益与目标之间必须达到平衡。为了成功应对数字化所带来的结构转型，劳资各方和公司层面的谈判流程必须得到加强。除企业机构雇佣的雇员之外，法定养老保险还应纳入自由职业者。

　　对话中产生了一些有意义的观点。一是关于就业保险，建议提供更多的预防性失业保险，考虑为年轻的员工设立个人就业账户，保证他们工作出现问题时有一部分资金保障其学习新的职业岗位技能；二是在《劳动时间法》中加入企业机构时间选择权的条款；三是在福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约束协议更好地平衡劳资方的利益。自由职业者的纳税和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保险也是比较受到关注的政策。

　　通过对话，目前已开展了很多项目，主要是公司层面支持创新的工作流程，比如移动办公、灵活的工作时间、新的组织模式等。2018年德国两个执政党在《联合协定》中提到了关于“劳动4.0”的相关要点，其中包括：实施国家继续教育战略，进行长期和全面的员工培训；将自雇职业者纳入法定养老保险，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决议通过“过渡时期兼职”的概念；在《劳动时间法》中增加企业机构开放时间的条款与劳资协议。

　　德国目前的继续教育状况分布不太均衡，往往由公司自发开展，重点瞄准了年轻人和高级技术人员。现在需要从国家层面给予相关的帮助，一是和社会伙伴共同制定国家继续教育的战略，扩大、汇聚和整合联邦与州政府的培训项目，满足雇员和雇主的需求；二是要建立咨询和协调委员会，以加强不同教育主导机构之间的协调；三是要实施资格培养行动，通过联邦劳动署提供更多有关培训的建议，更好地促进员工职业培训。

　　二、共享经济的崛起和劳动力结构转型

　　陈宏民（上海市政府参事）：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大趋势，德国、美国和中国都有各自的优势。如果说美国的优势在科技创新方面，德国的优势在研发创新方面，那么中国面对巨大的消费群体和广泛的数字技术应用领域，更多的优势体现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在商业模式创新中，有一种业态叫做共享经济，这些年发展得非常迅速。

　　什么是共享经济，目前还没有很权威的说法。有人认为是协同消费，有人认为是闲置资源的利用，也有人认为是使用权的有偿转移。宽泛界定者认为只要存在共享行为便属于共享经济，狭义界定者认为只有闲置资源分享才属于共享经济模式。但有一点共识：那些比较典型的企业，像早期的Uber、Airbnb等，大家都认同他们是典型的共享经济。

　　数字经济经过近些年的发展，至少在两个维度上形成了拓展：一是在运行模式上，从传统的经销商模式转向平台运营商，从而催生了平台经济；二是在供给方特征方面，从传统的具有规模效益的大中型专业机构转向大量差异化的小微型非专业供应者（包括个人），由此缔造了共享经济。中国目前大约有164家独角兽企业，这些企业中的运营模式很多都是共享平台的模式，新型企业通常都喜欢运用平台模式。

　　共享经济对就业会产生什么影响？一是大企业衰退，小企业兴起。在共享经济已经比较蓬勃发展的行业，如酒店业、餐饮业、百货业、交通运输出行等，由于出现了这些共享平台，使供给方变得小型化和非标准化。而在金融、传媒、医疗、教育等领域，也有同样的趋势。二是旧需求减少，新需求增加。比如电商迅猛发展，导致实体店减少，但快递业崛起。三是旧产业萎缩，新产业崛起。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其技术、装备以及广泛的应用都会带动很大的产业。

　　数字化转型对未来工作结构产生的影响很多，有两点比较重要：一是固定职业减少，多样化择业增加。由于平台的出现，就业者在公司之间的转换，甚至行业之间的转换变得可能而且越来越便利，就业与非就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二是中层工作被机器人所替代，由于人工智能可能从中层切入，使初入行者难以提升，这在医疗、法律、教育等领域已经初见端倪。

　　三、腾讯智能科技助力产业数字化转型与人才培养

　　王栋（腾讯云总经理）：做好数字化转型需要两个轴的能力。一个是横轴，要对技术能做什么有了解，比如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能做到什么程度；另一个是纵轴，要对不同的细分领域的痛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了解，比如工业云非常有挑战性，不同的行业所要解决的问题就很不一样，这就是纵轴的专业性。现在如果要把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在一个平台上进行融合，就要对报纸、电视的流程、要解决的问题有很深的认知，需要熟悉现在的ABC技术（人工智能AI、大数据Big Data、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的人才。

　　目前，一方面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新经济领域的人才缺口非常大，另外一方面就业难。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820万，再创历史新高，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企业怎样和学校、政府合作培养人才？腾讯在数字化人才领域中有一些尝试和探索。比如腾讯与教育部开展的“犀牛鸟”合作计划，旨在借助腾讯平台与资源，携手高校打造面向学生的校企联合培养方案。专业包括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游戏开发等前沿领域。另外一个正在做的探索是和地方政府合作，依托腾讯的科技、人才、平台等优势资源，集聚各个领域的专业讲师团队，为政府和企业定制丰富的培训资源、影响力活动，满足产业数字化升级、智慧城市建设、产业聚集、数字化转型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需求。具体有培训、影响力、硬件、软件等几个模块。一是培训，在线上线下定期输出专业课程；二是影响力平台，通过区域最佳实践评选、年度论坛、应用大赛等活动，让更多的人知晓、参与进来；三是硬件平台，包括多媒体教室和智能体验馆等；四是软件平台，包括了分享和管理平台。

　　总之，我们希望用生态的方式来做人才培养工作，能有更多的机构进行合作，由各方提供专业的经验，让更多的创新在公众的平台上进行碰撞，并共同创造全新的场景。

 

 

数字化转型与人才培养

迪特尔·多门 程维明 董奇

 

　　数字化转型改变了对工作者资质和能力的要求，不仅对用人单位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也正在影响与人才培养直接相关的教育界和培训行业。未来工作对劳动者的资质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需要国家提供哪些支持和帮助，怎样才能解决专业人才短缺，教育机构需要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等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一、数字化对继续教育的影响

　　迪特尔•多门（德国柏林教育社会经济学研究所创始人、所长）：数字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岗位，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方式，也改变了传授知识的教学模式。对学习者而言，数字化提供了随时随地学习的条件；对教学者而言，他们也不用再局限在如大学课堂这样的固定场所。

　　研究显示，进入数字化时代，欧洲只有约50％的员工拥有适应新工作岗位的能力，但通过继续教育，超过85％的人提高了能力水平，而不参加继续教育的人这一比例较低，能力发展停滞的比例更高。因此，继续教育对提高人们应对数字化的能力可以说十分关键。

　　德国教育部有关学习模式的研究发现，可以将学习模式分为四类。第一种是“宠物蛋”模式，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陪伴人生的成长与发展，这也是目前各个国家普遍实施的传统模式，即全日制学历教育；第二种是“叠叠高”模式，通过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再通过各种培训和继续教育进行深造，德国历来都非常重视这种模式的发展；第三种是“乐高”模式，将教育看作一块块积木，个人根据需要通过网络进行较为短期的学习，没有培训师也没有老师，是一种完全自主学习的模式，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这种模式；第四种是“变形金刚”模式，是指部分人群通过一段时期的培训或者职业教育进入了工作岗位后，重新回到大学进行深造、学习，其核心是从个人出发，而不是出于者教育机构或培训机构的要求，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在职业教育或者高等教育领域提出相关要求。我们认为，后两种模式在数字化时代将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德国的部分年轻人中已经出现了这一趋势。

　　根据我们的研究，数字化时代对各种职业能力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认知智力（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复杂的思维能力以及创造性或重新定义“规则”的能力）、社交智力（在复杂的社交关系中有效工作、合作，同情关心他人，识别文化敏感问题的能力）、感知和操控能力（在非结构化工作环境中执行物理身体任务的能力），这三种能力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同时，数字化也会强化对读写能力和文化素养的要求。在互联网上有海量的数据和信息，数字化可以随时随地提供学习内容，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较好的搜索能力、阅读能力、分析和解释能力，那么他就无法从海量数据中获取最有用的信息，这有利于那些热衷于互联网，而且满足“数字化素养”所有前提条件的群体。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德两国的继续教育领域，需要对这些能力的培养加以重视。

　　二、培养适用人才助力数字化转型

　　程维明（上海市政府参事）：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最大挑战是数字化人才的短缺。人才培养是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教育界应该敏锐地感受到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断地探索更新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和方式，发挥新工科建设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中的优势，进一步提升相关学科领域学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深度合作，为社会输送更多的个性化复合人才。

　　从技能类数字人才的培养来看，目前整体上与社会的需求不相适应。无论是顶尖技能的数字人才，具备数字技术与行业经验的跨界人才，还是掌握初级技能的数字工作者，都出现了非常大的短缺。如何培养适用的人才为数字化转型助力？

　　第一，充分认识数字化转型中人才培养定位和培养特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人才教育会呈现两个方向：纵向可分为研究型大学培养的开发型研究者、工程师，应用型大学培养的运行工程师，以及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型操作者；横向可分为专注于某一学科的专门型人才培养和囊括多个学科的综合性跨学科人才培养。两个方向的人才培养，我们都应加以关注。

　　第二，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以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等为引领，开拓工程教育改革新路径。顺应数字化时代趋势，实现高校实践教学与行业技术发展同步，以此提升高校核心竞争力。开启专业的智慧学习实践，积极部署新商科、新管理、新媒体等专业群建设，推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产教融合，助力数字化转型。

　　第三，推广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智能制造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个性化定制生产，数字化时代也更需要个性化人才，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中注重培养个性化人才的创新能力，重视学生的主体选择和个性表达，让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高校的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应该是多样化、有弹性的，以分别满足科学研究型、工程技术型、技术管理型等方面人才的培养需求，同时结合专业特点实现分层分类教育，鼓励学生根据社会的需要与自己的兴趣爱好跨专业、跨系选科，灵活组合自己的知识结构，力争让每个学生都有合适的专业发展方向。

　　第四，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型人才。数字化转型时代，高质量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已不可能由学校单方面完成，校企合作是发展教育的必然趋势。因此，通过校企合作，建立“学历+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实现学生“学历”与“经历”的整合，培养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和适应能力相结合的高技能型人才。建议积极探索企业与学校结合的二元制办学方式。这一方式本身源于德国，是一种实践与理论密切结合的职业教育制度，目的是培养具有较高职业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五，加强在职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数字化转型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只有通过终身学习，新知识才能够更好地融入原有的知识体系当中。所以，学校不仅要培养学生能够在短期内按需、按计划学习，取得好成绩，也要培养、鼓励学生具备终身不断学习的能力和动力。

　　第六，发挥“学习工厂”的作用。“学习工厂” 也是一个来自于德国的概念，是企业数字化人才实践能力培养的渠道，可以让学员感受数字化在企业中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学习工厂提供了真实的企业环境，既可以培训学员也可以培训中小企业。目前上海已经建立了类似的机构，将在数字化人才培训中发挥作用。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与改革

　　董奇（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人工智能席卷而来之时，教育承担着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服务的重要使命。教育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承担起这一重要使命，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要求，才能避免培养的人才过早被社会所淘汰。具体应该从哪些途径入手？

　　第一，调整专业，淘汰濒临结构性消亡的专业。在人工智能倒逼下，教育要及时调整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等，和人工智能展开错位竞争，培养那些人工智能难以企及岗位的从业者，及时填补劳动力市场的空白。目前，以职业教育来看，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其就业岗位大量分布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制造业的主要岗位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等，很容易被人工智能所控制的机械手所取代；服务业的许多工作，如餐厅服务员、超市收银员和理货员等，也很容易随着自动化餐厅和智能超市的普及而消亡。因此，调整甚至淘汰相关专业是学校责无旁贷的职责。

　　第二，改革课程，培养学生创新意识。那些重复而缺乏社交的工作，人类相比人工智能没有优势。然而，培养这些职业岗位从业人员的职业院校，如果相关专业培养目标过于狭隘，仅仅对接单一职业岗位的需求，将学生绑定在狭隘的职业岗位上，一旦这一职业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们的转岗将极其困难。因此，教育改革的重心是要积极改革课程，摈弃过度与职业岗位对接的培养模式，加强对学生创新意识、社交能力、职业规范与操守等核心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培养，夯实基础。

　　第三，带动队伍，激发主体力量的人文情怀。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人机交互与社交等机器无法全面涉及的领域是人类的最大优势领域。其中，人文、情商，以及与人性、情商相关的知识与内涵，包括人文关怀、人际交往与沟通等体现人性价值的领域，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素养的培养不仅涉及到教学内容的适应性，更涉及到师资队伍自身所具备的素养以及人文情怀。由此，必须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给予师资发展的空间与机会，并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保障他们的创新与实践空间。教学不是机械、冷漠的职业，而是每一位教师人文情怀释放与展示的舞台。

　　第四，转变观念，探索多元化办学。在人工智能倒逼下，教育要转变观念，要积极探索多元化办学模式。以职业教育来看，要从原本只注重职后转为职前职后并重，要从培养技术工人（技术技能人才）为主的层次向本科层次的工程技术人才高移，要增强办学的开放性，比如向特殊职业教育开放，培养以多元智能为立身之本的各类残障人士群体。

　　第五，面向职后，开展多形式的就业培训。中国有句谚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普及，一方面无数老的职业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另一方面也会催生无数新的岗位。教育要及时调整办学理念和目标，面向新的职业岗位的需求，形成快速响应的机制，参与企业下岗人员和转岗人员的再就业培训，参与在岗培训、转移培训、转岗培训等，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领先机、争取主动，赢得发展的机遇和空间。

 

 

数字化转型与社会保障

左学金 费予清

 

　　数字化转型改变了工作条件、劳动关系、就业安全和就业途径，如何为全体劳动者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是中国和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社会保障体系如何适应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的岗位流动

　　左学金（原上海市政府参事）：数字化转型不但会摧毁旧的岗位，也会创造新的岗位。劳动者从旧的岗位向新的岗位的流动将不可避免。为了适应新的岗位的需要，劳动者需要重新学习。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一个劳动者在同一家企事业单位终身从事同一岗位和职业的情况是常态的话，那么，现在一个劳动者在长达40年左右的劳动年龄期间，在多个雇主单位、从事多个不同职业的情况将变得越来越普遍。

　　数字化转型还要求相关制度设计能更好地鼓励和便利劳动者的岗位流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社会保障体制能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岗位的流动性。这里的流动性涉及一个劳动者在城乡之间、在城镇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与非正规就业岗位之间，以及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存在一个需要改革的问题：按地区和就业分割为数以千计的碎片，这种碎片化的体制，对劳动力的岗位流动造成很大阻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设计的一个原则是“属地统筹”，即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管理运作与使用，都是以属地为单位进行。实际上，许多地区的社会保障仍然在县级政区的水平上算账。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参保人口的年龄结构不同，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和待遇水平有很大区别。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缺少一个全国统筹的、不分参保人身份的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基础平台。而这个平台正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鼓励和方便劳动力岗位流动所需要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考虑以下具体政策举措：

　　第一，在降低强制缴费率的基础上，加快实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基础养老金（统筹部分）全国统筹，中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重视改革的过渡期的设计，减少改革阻力。

　　第二，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升级为全民共享的非缴费型养老保险或零支柱养老保险，把待遇水平提升到农村贫困线以上（2018年为3535元）。

　　第三，发展自愿型的多支柱养老保险，提高养老保险资金的回报率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第四，将基本医疗服务的前两级，即一级（社区及以下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与二级（县市级）医疗办成全民共享的基本医疗服务平台，向全体城乡居民提供廉价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主要公共资金（包括财政与基本医保）筹资；由各类基本医疗保险购买三级医疗服务；放开民营资本对三级医疗的准入，鼓励公平竞争。

　　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上海社会保障的发展

　　费予清（上海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经过多年努力，上海目前已经形成统筹城乡、覆盖各类人群、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社会保险制度体系，并积极推进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着力建设“六大保险、两大平台、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六大保险包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和正在试点的长期护理保险，两大平台是指职工社会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两大制度平台。上海的险种不以人的身份区分，而以就业状态进行区分。只要参加工作，不管是农民、工人还是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全部参加职工保险。没有工作的，全部参加城乡居民保险。三个层次，包括基本层、补充层和自愿层，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三大支柱，其中基本层包括职工和居民两大社会保险制度平台，补充层是我们基本层的补充，也就是现在大家都熟知的企业年金和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年金以及补充保险，这是第二大支柱。第三大支柱就是自愿层，包括参保人员自愿购买的商业人寿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

　　随着数字化转型，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就业形式的日益多元化，上海的社会保障工作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这些问题包括：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如何纳入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管理服务智能化水平如何提高？我们应当积极顺应形势发展，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工作创新，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用工和社保制度，继续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是进一步规范新业态用工关系。区分三类用工形式，采取不同的措施：对符合劳动关系特征的用工形式，纳入劳动法律制度进行调整；符合民事关系特征的用工形式，双方权利义务由市场自主调节；对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但具有一定从属性的用工形式，给予从业人员必要的托底保障。

　　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政策。解决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险问题，我认为可以有三种方案。方案一：持续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纳保参保。鼓励各类新业态用工人员，先进行灵活就业登记，再按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外省市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可在户籍所在地参加灵活就业社会保险。本市也将积极研究新业态中外地户籍灵活就业人员逐步纳入本市灵活就业登记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范围。方案二：研究社会保险和劳动关系绑定关系脱钩的可行性。应当顺应就业形式多样化，劳动关系复杂化、灵活化的发展态势，探索对不同的群体适用不同的、多样化、分层次的劳动权利义务，优先强化基本权益的保障。如果双方暂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条件，可以在不违反上位法律的基础上，探索将社会保险和劳动关系的绑定关系作适当脱钩的可行性，比如在不适用劳动关系其他制度的情况下，允许平台为从业人员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并积极探索设置专项性保障制度。方案三：实现参保征缴的社会化。可考虑改以单位为抓手的就业管理，为以收入为抓手的税费管理，凡是有劳动报酬的均应当缴费参加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征收职责划转到税务部门的体制调整将确立了良好的实施基础）。同时，继续降低缴费成本，扩大社保覆盖面。

　　三是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管理服务智能化水平。大体可以遵循三条路径。路径一：与改善营商环境相结合，提升法人业务办理便捷度。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和不见面服务的比例，凡是能线上办理的事项一律线上办理，凡是线上办理的业务争取全部实行“一网通办”。再造线上线下流程，打通线上线下服务环节，促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逐步实现协同服务、“一网通办”、全市通办。路径二：与改善民生相结合，提升自然人服务满意度。能在移动端办理的事务一律在移动端办理，能后台校验的一律后台校验、不再要求提供纸质材料，实现群众少排队、少等候、随时办、即时办，提升民生保障政策落地的效率和便捷度。路径三：与提高管理决策水平相结合，提升自身管理服务精准度。主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强化决策和管理服务数据支撑，加强风险监控预警，努力满足用户个性化社保服务需求，实现精准决策、精准管理、精准服务。

　　（根据会议记录整理）